调研地Y县多山，W镇为Y县少有的平地，但也处于山峦怀抱之中，与外界的交通极为不便，从W镇到Y县县城的路程山路蜿蜒，至少要1个多小时的山路路程。崎岖的山路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当地与历史上中原文化及当前现代文明之间的直接交汇，从古代到现代，当地山区就一直处于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体系的双重边缘地带。中央帝国及文化网络被山脉挡在了山脚，无国家却并不意味着无权力，在雨林和山谷间也自发形成了适应当地的文化传统，现代社会以来的文明是这片山川的后来者。
现代文明的观念是90年代后，本地第一批年轻一代外出打工带回来的。在物质层面，有因为山路颠簸而几乎每家有条件必要先买一辆的汽车，有各种新房装修后带回来的电器，还有为了与留守在家小孩沟通五六年级就给小孩配上的手机及网络。在观念层面上，则是一定要外出打工赚钱的打工观念及因打工而日益破碎的婚姻传统。位于西南方的Y县山村就这样处在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及变化的环境之中。
按照家户统计数据，山村W镇随机选取的一个村庄离婚率超过1/4，且1950-70年龄段与1970-90年龄段父、祖两代离婚人员数量各占一半，婚姻破碎及离婚的观念已经渗透入当地各年龄段的家庭。留守儿童比例近八成，30岁以上没结婚的农村男性近两成，约两成村民进城买房。离婚家庭再加上约两成核心劳动力去世及坐牢的家庭，两成已经开始在村里游手好闲打牌休养的村民，W镇农村大约只有1/3的农民家庭在展现家庭的代际合力与推进家庭发展。
一、松散的社会结构与弱家庭发展能力
本地家庭展现出弱家庭发展能力与当地山区从传统到现代一直以来宽松的社会结构不无关系。作为相对传统的西南原子化社会结构，因山区阻隔，村民居住分散，往往不是远离中原王朝的流民，就是本地的少数民族。山区无法耕作就靠山吃山，人地关系并不紧张，村庄内也缺少超出家庭的强有力血缘共同体，农户之间的原子化程度较高。在这样的村庄，农户之间并不具有较强的竞争性，代际之间的关系也较为松散，不同于中原腹地鲁豫皖等平原地区、人口密集、人地关系紧张、村庄内充斥着各种小型血缘共同体相互竞争的社会结构。在鲁豫皖等地竞争的社会结构中，村民都要力图生儿子来增加自己小亲族的人力，因而自己与子代的传宗接代就变成了当地农民非常重要的人生意义，代际责任沉重。
W镇山村农户之间没有较强的竞争性，彼此之间也很少论长短，往往都会说“这是他人的生活，我不便于说了”。这也使得当地村民个体人生意义的实现也并没有较强目标化的规训，每个人的个性都相对张扬，认为个人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一样重要，比较注重平时的生活享受。在这样较为自由的生活方式下，W镇山区农村的绝大多数村民们除了打工就是享受，不同于鲁豫皖地区打工是为了帮子代进城结婚的目的，W镇农民打工赚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享受生活，并不会因太多长远性的目标而烦恼。W镇村民主要去浙江与广东打工，都是成群结队一起出发，打工之余一起消费，绝大多数都是“广东打工广东花”，过年没赚钱回家也不要紧，明年继续去打工就行。W镇农民子代的婚姻往往也并不需要过多操心，“儿孙自有儿孙福”，父辈不操心子代婚姻的事例较为普遍，原子化的个体观念已经深入居民的家庭。
这样宽松的社会结构使得当地家庭与代际结构表现出以下样态，首先是代际责任的松散，父代对子代婚恋问题的权力与责任都较小，子代对父代的养老责任也相对较弱。这也和当地青年婚恋成本较低、婚恋压力较小不无关系，年轻一代的青年男女们基本都是在打工地恋爱与结婚，父辈基本都会认同子女所做出的婚姻选择。其次，本地家庭多子化的现象较为普遍，展现出生男偏好、多子多福的样态，基本都要生到有儿子才会作罢，村庄生孩组合中，姐弟组合与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的比例较高。虽然父辈对子代婚恋责任较小，但基本都要帮子代培育孙代，这是因为子代外出务工的原因，隔代抚育比例较高，W镇8成的留守儿童基本都是和祖辈一起生活。另外，本地家庭稳定性较弱，不同世代的离婚率都相对较高。因为婚恋自由，本地一些男性青年在外务工期间经常会婚恋交友，而婚恋生育后再一起打工没几年往往又会离婚，甚至出现过本镇青年三次婚姻分别有三个不同妈妈的孩子在一起由祖辈养育的案例。
最后，本地家庭的发展能力较弱，代际之间较难形成合力，家庭发展主义的观念不强。本地家庭劳动力大多到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务工，以进入制造业工厂与服务业为主，但进入工厂的家庭核心劳动力等并不会进行有目的的收入积累，这使得家庭发展的能力与动力都不足。代际之间，祖辈往往生活在农村，当前本地村庄也缺乏相应产业与工厂，基本都以务农及小商业为主，且还要帮子代带孩子，代际之间的合力较弱，较难形成代际合力，甚至也并不具有较强的家庭发展目标。另外，W镇山区农村的社会分化程度并不高，绝大多数家庭都处于上述简单再生产的样态，松散的社会结构下，村民们平静快乐地生活。
二、农民家庭的自然城镇化样态
当地农民家庭大约只有两成会选择进入县城买房，表现出一种自然城镇化的样态。没有选择进城的农民基本都会选择在本地建房，这也是当地村民进城务工所得主要的积蓄花费。具体建房的样式各异，有两间门面四五层楼房，平时开成家庭旅馆的房屋，也有两三层的小房屋。这种能开成家庭旅馆的房屋往往要花费50万元，这和在Y县县城4000元左右房价购买一套100平的城市住宅花费与装修接近，但本地居民却并没有表现出较强的城镇化意愿。呈现出这样的自然城镇化样态具有以下原因，一是本地村民自身并不具有较强的进城需求，当地婚恋成本并不高，进城购房并不是年轻一代婚恋的硬性要求。在W镇，进入Y县县城或周边更大城市购房的主要是本地双职工家庭，如公务员、教师等，这和W镇务工子女的发展趋向并不相同，且因为是多子女，县城一套房子往往也不够家庭居住。二是Y县并无产业发展，年轻一代进城后也没有合适的工作，城市生活的拉力也较小。W镇作为早期的工业城镇，当地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都较为完善，生活在W镇的父辈往往也没有较强的进城意愿。
因而教育城镇化就成为当地农民进城的主要动力，但当前也因Y县教育政策的积极调整表现出较弱的面相。具体来说，2019年以前，受城乡教育差距及部分村校撤并的影响，W镇曾出现过大量生源向城区流动，导致乡校教育质量下滑，当地乡校不得不进行梯次性分班，进而使得教学与育人质量均下滑，生源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教育城镇化也加剧了当地农民家庭的生活负担，不少农民家庭不得不安排母亲入城陪读，形成祖辈在村、父辈在城、母子在县的家庭三地分居，易造成有关祖辈养老、父母婚姻之间的家庭矛盾。2020年以来，Y县通过合理撤并小规模学校，着力发展乡镇中心校的战略布局，以及通过“三统一”划片招生、高中指标到校、不断向乡镇倾斜投放师资等一系列教育政策抑制了这一发展趋势。这使得当下农民家庭城镇化趋势回归平稳状态，进城购房或子女在幼儿园以及义务教育阶段进城读书农民家庭约占两成左右，教育城镇化状态并不激进。W镇初中尖子生小英的经历就较好说明了这一城镇化状态变化的趋势。
小英的父母在广东打工，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之前是镇里的矿工，属于企业员工，后因事故退休，家里重视教育。小英有一个姐姐，小学成绩就很好，考上了Y县最好的初中，家里就派妈妈在Y县陪读，后来姐姐再上了Y县一中，考上了大学，家里就更重视子代教育。2020年，小英准备上初中，希望上县里初中，家里背负巨大压力与债务要在县城买房，准备继续让妈妈陪读，供小英考县一中上大学。但那一年Y县教育政策确定实施，根据“户籍、社保、学校”等三统一划片招生，小英家里只能通过摇号的形式看能不能摇到县里初中入学，结果没有摇上，因为摇号的比例大概率就是摇到户籍所在地的初中入学。于是小英就在离家很近的W镇初中的乡校入学，由爷爷奶奶陪伴，整个家庭买房进城的压力缓解了，妈妈也随着父亲继续去广东打工了。因为自己有姐姐的榜样，小英养成了较好的学习习惯，初中以来的成绩长期稳定在年级前三。按照小英自己的说法，“新政策之后，自己在W镇初中能够考上县一中的概率反而变大了，因为指标到校，作为乡校的W镇初中每年固定有12个指标上一中，该指标是根据初中人数等比例划分”。这样在家门口读书，以后升学的目标依然可以实现，且家庭经济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
三、农民家庭的弱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
小英的父母只是W镇村民中的少数，本地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的教育观念还处于忽视性样态，基本以小孩长大成人为责任标准，教养模式多以放养为主，没有出现教育竞争激烈化的现象。当地多子化的家庭现状下，子女基本都是留守儿童，由祖辈抚育，而孩子的爷爷奶奶往往也管不住孩子，只能保证孩子吃穿。这样家庭教育的缺乏往往容易让乡村孩子走上诸多成长的误区，如沉迷手机、家庭心理问题等。W镇初一的小浩就成了网瘾少年，父母给他买的用于联络的手机成为了他沉迷游戏的主要工具，他非常喜欢玩和平精英这款游戏。按小浩自己的话来说，他极其享受“杀人”、碾压对方、嘲讽对方的成就感，所以他必须要花大量的时间保持自己的“手感”。因为长时间沉迷在游戏中，小浩每天上课的时候都会被学校老师叫醒，这让他很生气，于是就自己不去学校了，老师一遍一遍家访劝学，他都表示无动于衷，每天只要能玩手机玩游戏就可以。小浩的父母对此也一筹莫展，在他和学校签了免责离校协议后，不得不把他也带到了打工地看管。
本地农民家庭的教育观念存在分化，这来自于W镇上世纪60年代以来当地村民社会结构的变化，不同职业分化的村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表现出较大的区别。其中职业差异主要来源于上世纪80-90年代本地开采煤矿事件的影响，当地村民中出现了一批次的煤矿工人与其他国营单位员工。矿场里绝大多数退休工人在煤矿结束开采后基本都调回了原省市，但也存在少量本地煤矿工人与单位员工。这些仍留在本地的工人与员工后代是比较重视教育的，他们能看到教育所带来的职业差异，有技术的工人是不需要像他们一样靠苦力维生，因而他们都会从小抓孩子们的学习习惯进行培养，小英就是来自这样的家庭。但这些国营单位职工与当地农民群体之间却并没有过多联系，且当地煤矿产业很快衰落，使得对本地乡土社会村民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等产生的影响不大。当地村民对教育往往表现出非理性面相，有五个孩子的农民家庭，两个女儿相继学习美术等高投入艺术学科，原因竟然是孩子喜欢。另外，鉴于本地高达80%的留守学生比例，隔代抚育是孩子家庭学习的常态，本地家长则普遍秉持传统“读书的料”的教育责任伦理，以青少年自己成为学习与成绩的主体责任人。孩子成绩不好就非“读书的料”，对孩子既缺乏陪伴，也缺乏支持，教育的主体仍寄托于学校，这往往就导致学校工作的困难。
学生辍学的事情很棘手，控辍保学就是尽力在做学生的家长工作，有的学生不光是学校叫不来，家长也叫不来，这种情况下学校只能尽可能和教育部门反馈。W镇初中每个年级辍学的孩子大约有十个，能够劝回来的孩子要看具体情况，一般劝不回来的孩子最主要的就是家庭的原因，孩子本身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就有问题，包括离异家庭等。还有就是家长本身也不配合，会站在学校的对立面，一般这样家庭的孩子都很顽皮。说是初一有一个孩子，本身性格也很急躁，平时也很容易跟周围的人起冲突，他上课的时候经常迟到，给家长打电话，家长也给孩子找理由，还有就是这个家长还会把上晚课的孩子叫出去吃夜宵。另外还有一个女孩晚上课在哭，老师发现之后，就跟孩子的家长联系，其家长说，“不用管她，让她自生自灭就好了”。面对这样家长的原话，乡校老师也没办法，只能晚上给她送回家去了。原来是这个女孩子的父母要离婚，导致对她的生活影响很大，她本身又是很敏感的，她的家庭又溺爱又凶的，孩子一时很难接受。
W镇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与教育观念大抵就是这样，虽然Y县已经属于本地较为传统的教育强县，每年县一中也都有清北录取，但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教育行为在本地不同阶层的村民心中存在着区隔。“读书的料”的传统教育认知下，农民家庭固然也认为读书很重要，但具体的教育行为则往往是还是随着孩子的表现自我负责。当然多子化家庭、外出务工、婚姻破碎等等也是这一类农村家庭无法进行有效教育的现实因素，这一切又都可以和本地传统与现代松散的社会结构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