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笑盈盈地走过来，穿过兴奋暗涌的毕业生，在第一排椅子上坐下。2025年6月25日，中国美术学院动画与游戏学院举办毕业典礼，这是学院正式成立之后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
典礼开始前的上午，我问刘健作为院长有没有寄语写给学生。他笑笑说没有什么，“我特别怕说得不清楚，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可以去框定。”
与此同时，他导演的动画长片《艺术学院1994》正在全国影院上映。影片的主人公也是大学生：1994年，毕业前的最后一年里，张小军、兔子、郝丽丽、高红等人讨论着艺术的传统与前卫、理想与现实、爱情与自由，试图在大量的对话中摸索出自我和未来的形状。
大约七年前，制片人杨城看到《艺术学院1994》的剧本，被其中的年轻人的状态打动。“对很多东西好奇，有非常多无处发泄的精力，大家彼此无话不说，还有就是他们对艺术的某种天真，有非常真诚又非常懵懂的追问。”
这是刘健的第三部动画长片，改编自他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篇自传式小说，刨除了其中喝酒、打架、恶作剧之类“粗砺”“闹腾”“男性化”的部分，由爱人林山共同担任编剧，丰富了两位女性角色，组成毕业生群像。
《艺术学院1994》仍是一部非常刘健的电影。全片手绘，简笔人物，细描背景，刻意降低了动画帧数以制造不流畅的笨拙观感。所有人物、故事则无限贴近现实，复杂、多面，承载真实的情绪。但同时它又没有那么刘健，不像他前两部动画长片那样采用更直接的荒诞、黑色幽默的叙事，连画面也明亮许多，还有相当豪华的明星配音阵容。这部有着更大的抱负，它是那种试图描绘一代人的影片。
最显见的，是它与当下存在着大约30年的时差——如片名所示。电影中的学生每天都在进行广泛而密集的面对面交谈，师生平等，肉身入世，与广阔的现实产生具体连接。30年前的艺术学院和那群年轻人是一面镜子，时任美院院长的高世名这么说。
镜子照出的30年后的这一面有时让刘健感到困惑：“我们会问学生为什么不谈恋爱呢，为什么这么二次元，我们那时候哪有手机这些东西，都是‘一次元’。”
“那是三次元，刘老师......”
“三次元是吧？”刘健笑，“好吧，这个词我不太理解。只是说有时候替他们着急，还是要好好享受生活，年轻人哪有不谈恋爱的。”
毕业典礼开始了，白炽光与日光混合着打在那一百多张年轻面孔上，一首合唱曲之后，轮到刘健上台，他仍是言简意赅，用温和的语气讲：“技术的浪潮更迭不息，而创作者的初心、思考与勇气永不褪色。愿你们以匠心坚守热爱，以协作拥抱变革，以故事传递温度，在虚拟世界中浇筑真实的力量。”
如果说有什么更真切的对学生的希望，其实在两天前的第一次采访中他就讲过，“成为更好的自己。”刘健说，“老天赋予你的能力，要去把它最大化地展现出来，不是说把它消磨掉，或者说把它丢弃掉。你要克服很多，然后专注于自己的内在。你是什么样的，这是你首先要找到的、要明确的。”
顿了顿，他又说：“我也希望我年轻时有人跟我这么说，我可能会更加明确一点，不是说自己非要去碰到一些困难，然后才有这些收获。但这些是难免的。”
《刺痛我》剧照
1989年，刘健考上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以那时的眼光看，算是半只脚跨进当艺术家的门。他坐长途汽车经过长江大桥来到南京时，激动得使劲掐腿，为终于来到一个生动的、广泛的、充满张力的世界而感到兴奋。
“85新潮”刚刚将艺术从政治工具解放为思想表达的载体，学校里既匮乏又新鲜。刘健自己在画室里支架子画油画，拿木板刻版画，然后又回到传统水墨。画得不好的画全部烧掉，就像《艺术学院1994》中的张小军，无时无刻不在发问——遵循传统就不能创新了吗？什么是创作自由呢？
毕业之后，刘健的另外半只脚却没能跟上并跨进当艺术家的门。他面临着如何在市场化环境下养活自己的问题，最后去了一家卖电脑的公司，参与三维动画制作。那时候做动画行情好，定价一秒钟5000元到8000元。他对新技术也充满热情，买书自学，“特别兴奋，特别有意思。”
即使那么早就接触了三维动画，对刘健来说，真正的创作始终不在电脑里。他至今坚持手绘二维动画，原因也是如此，“电脑生成的东西太精准了，画面太塑料感。手绘它是人工的、有手的痕迹，所以它是有温度的。”它有偶然，也有误差，“有瑕疵才对。”
因为缺钱，刘健去动画代工公司工作过一阵子。儿子出生，他又画了叫作《虫虫》的动画献给孩子。《虫虫》后来与上海文广合作，延续成了长达365集的动画片，但只有前几十集是刘健完全可控的，剩下的“跟自己当初的设想已经偏离很多”，到最后他连办公室都不想去了。
2007年，刘健开始一个人徒手画他的第一部长片《刺痛我》。不过刘健对生活和记忆始终保持一种平视，提醒我不要以积压太久、报复式进行独立创作这样的文学性分析去解释那时候的动机——即使可能确实有这样一种潜意识，他当时只不过有一个想法，一个创作的欲望，可以做一部“这样的东西”。他甚至没有把它叫作电影，因为他还不知道怎么做一部动画电影，只是“胆子大，硬做”。
杨城第一次去刘健的工作室，感到很吃惊，那间屋子十分简洁，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电脑，一块绘图板，“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划痕。”
《刺痛我》的编剧、导演、绘画、剪辑全由刘健一个人完成，讲了一个颇有现实意味的故事：在金融危机里失业的张小军游荡在南京，被误认为是小偷遭毒打、帮助了老人却被冤枉，遇到了兴致勃勃的大洪，被卷入权钱交易和凶杀现场。
一个人画四万多张图，刘健总感觉怎么都做不完，有几次真的感觉要画不下去了。直到2008年，他受荷兰动画电影节主席戈本·舍尔曼的邀请，出任评委，借此机会跟着看了大量长片、短片。他看到了《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这样的动画电影，才意识到两件事：这样的电影我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最起码这个场景我是可以画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叙事讲好，而不要害怕没有经验就做不下去。
回来后，他把一条重要的故事线砍掉了，电影的长度也减到74分钟。这背后是半年的劳作付之一炬，好比大学时他会把画得不好的画都烧掉，但他并没有什么犹豫。
2009年，刘健终于可以把《刺痛我》刻进光盘，再用电视放出来。他和林山坐在沙发上看完了这部电影。此前三年每当他们想象这个时刻，都理所当然觉得是欢呼、庆祝，可是不是。看完之后他们沉默了很长时间，像一个平淡的日常时刻。“真的做完了吗？”“真的做完了。”
但有些时刻在他描述中也会漂浮起来，比如《刺痛我》在荷兰动画节的首映则像一种真空状态，“就像人结婚，在婚礼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他坐在电影院靠后的位置看自己的电影。片子结束，字幕滚动，他忽然被身后的人十分用力地拍了拍肩膀。回头在黑暗中看到戈本，刘健知道这是对他的肯定。
后来经常有人在得知这种一个人做一部动画电影的方式后觉得他辛苦，“但实际上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干扰，做喜欢做的事情挺幸福的。身体的劳累其实不算什么，精神上是愉悦的。”
那之后，刘健觉得，自己可以一直做电影了。
《大世界》剧照
《刺痛我》给刘健打开了很多局面，包括接下来两年连续不断的节展放映，中国美院向他提供教职，也包括开始制作一部叫《大学城》的动画长片。但在前期工作全部完成之后，金融危机来了，投资方要砍掉一些不赚钱的项目，《大学城》就此夭折。
这让刘健心里有点闷，“得做一个痛快一点的电影。”于是有了他的第二部长片《大世界》（）——所有人围绕着一笔巨款轮番登场，在暗夜里互相追逐，竹篮打水一场空。《大世界》极其鲜明地体现出了刘健的创作风格，电影中没有绝对的主角，无论是为筹钱给女友整容而抢劫的小张、为送女儿出国而做了追债杀手的瘦皮，还是赤膊而坐的农民工、躺在火车站长椅上的旅客，“它所描绘的其实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幅群像图。”
在一次对谈中，刘健如此阐释他创作时对人物、世界观的设置：“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似乎总是在失衡中前进、在荒诞中消解，痛并快乐着。基于这样的事实，对世界有悲观的看法在我看来是相对合理的出路。”
《大世界》的制作前后持续了七年，其间刘健会不定期停下来，接点活养家，比如博物馆的展览、演出的舞台视觉等等，赚点钱，继续画。
制片人杨城在《一个人如何用4年时间画出一部动画电影？制片人亲述<大世界>制作历程》中写道，“在他选择这种方式的时候，也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很多朋友也觉得他是在拼命，完全不可行。但当他抛开了杂念，只专注于马上要解决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就不再恐惧了。先从一根线条开始，到完成一张脸的绘制，再到完成一个角色的绘制，再到完成十个角色的绘制；从完成一个场景的绘制，到完成十个场景的绘制；从完成一个动作所需的所有画面的绘制，到完成十个动作的绘制，再到完成一整个镜头……就这样日积跬步、水滴石穿，最终，完成所有的画面工作，接下来就是声音、音乐、合成……”
制作接近尾声时，杨城带着片花、剧本、视觉风格设计去找投资，收效甚微。“哪怕那个时候经验丰富的投资人，他们也很难想象出这个电影最后是什么样子。它过于独特了。”但杨城喜欢独特，“不特别就没价值了。”
他们后来还收到消息，说这个电影不能叫原先的名字《好极了》。最后是杨城提议，要不叫《大世界》？“在很多中国的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都能看到很多叫‘大世界’的地方，大世界酒店，大世界娱乐城，越小的地方越喜欢。同时，在这个片子里，小人物们也在想象外面的大世界。”
像《刺痛我》一样，《大世界》隐藏在幽默和荒诞表象之下的，其实是创作者对万物如刍狗的悲悯。2017年，《大世界》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拿到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全国上映，成了国内动画长片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
也是在那一年，刘健开启了《艺术学院1994》的创作。他在导演手记中这样写：
2016年，我回到自己阔别二十多年的母校，整齐而崭新的混凝土建筑把我挡在了过去和现在之间，记忆一下断裂。这时候有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竟然是当年的老师，已然满头白发的他和嬉笑着的几位年轻学生站在一起的那一刻，我忽然感受到了时光的残酷。
由此，我开始酝酿这部电影。
《艺术学院1994》剧照
2016年入职中国美术学院后，刘健更多参与到学院的艺术教育中。美院的创作氛围浓厚，老师们日常吃饭照面都会互相聊起来，最近有做什么新片吗？
他们也同样鼓励学生如此。帮学生看剧本，刘健会先点出不完善的地方，然后说，你再回去想想。如此反复，一直到最后一刻。
刘健曾告诉杨城，“很多很有天资的学动画的学生，都被做动画电影的难度吓住了，即使是做动画短片，也极少有人能坚持完三部，一个人做一部动画长片，更是完全在想象之外，所以很多人都很可惜地转行了。”
《艺术学院1994》是由美院师生共同完成的，剧组设置在动画与游戏学院教学楼二楼。经过半年的筛选，才组成一个不到20人的团队。动画制作，交叉修改，历时四年。“原来是一个人，可以很尖锐，咚咚咚短跑这样子，更像朋克乐摇滚乐，现在是交响乐，更加庞大一点，厚重一点。”
于是在学校里，学生和老师都有了双重身份，教学和剧组的工作同时进行。担任动画导演的李佳佳发现了这样设置的优势，“更容易发现每个同学在不同方面的强项，比如制片、动画、后期声音等，剧组的分工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艺术教育的因材施教。”她说，“这个时代缺的并不是说好的想法点子，或者说你的眼光，可能真的缺的是长期做一件事情的毅力和决心吧。其实日复一日做一件事，这个过程甚至是有一些枯燥的，但是坚持下来以后，人的心性都会不一样。”
甚至李佳佳本人也发生了变化。在参与《艺术学院1994》之前，她从未想过可以做一部自己的长片，而现在，在刘健的监制下，她开启了她的首作创作。
从更大范围来说，也折射着艺术学院教育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的艺术学院，在新旧交织、东西之辩中行进。千禧年后，美院动画系创立，闪客时代到来，而美影厂的辉煌仍未落幕，于是向着两种方向延伸。到现在，学院则更鼓励学生寻找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关注自己周围的人和事，“更加的自由”。
刘健很少回答“艺术究竟是什么”这样宏大的问题，但在第二次采访中，他主动谈到了艺术：“艺术它就是一种情感。也就是说，你有情绪的时候，你想表达情感的时候，那些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差不多就是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