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经济、地产都经历了非常深度的调整，日本经济的泡沫破裂，给日本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低欲望社会、年轻人不结婚不买房、深度老龄化这些社会现象日本都走在了前面。日本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发展有较大的启示。
一、泡沫破裂前
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三年内从240:1飙升至120:1，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遭遇重创。为对冲日元升值压力，日本央行自1986年起连续五次下调基准利率至2.5%的超低水平，释放的流动性并未如预期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涌入资产市场。
银行体系率先突破监管底线。1980-1989年间，日本银行业不动产贷款占比从5.8%跃升至11.5%，金融机构甚至创设"住专"这类专门从事地产抵押贷款的非银机构。企业部门以土地为抵押进行循环融资，1989年日本企业总负债中抵押贷款占比达35%，六大城市商业地价年均涨幅超20%，东京银座地价峰值时达到每平米3000万日元。居民部门杠杆率从1985年的55%激增至1990年的70%，房价收入比突破10倍。
1989年末日本股市总市值占全球41%，但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速连续三年为负。当东京地价总值足以买下整个美国时，泡沫已经到达了顶点，彼时的日本社会，人人沉浸在股票会不断上涨，房子会不断升值的喜悦之中。
二、泡沫破裂
1989年5月日本央行开启加息周期，在15个月内将基准利率从2.5%提升至6%，同时大藏省出台《土地融资限令》，要求金融机构将地产贷款增速控制在总贷款增速以下。这些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但其执行时点与市场情绪形成致命错配，加上过快过急的政策使得泡沫被瞬间刺破。
地价下跌引发多重恶性循环：土地抵押品价值缩水导致企业再融资能力枯竭，1991年企业破产数同比增长45%；银行不良债权规模呈指数级扩张，1997年日本银行业整体不良率突破8%；居民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消费增速从1990年的5.2%断崖式跌至1993年的-1.3%。
值得关注的是泡沫破裂后的政策应对悖论。1991-1993年日本政府累计推出63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但资金大量流向"僵尸企业"形成资源错配。1992年开征地价税进一步加剧抛售压力，这种政策迟滞与操作失误导致日本错过了最佳出清时机。
三、房地产困局
日本房地产市场调整呈现三阶段特征：1991-1995年暴跌期，全国地价指数年均跌幅超10%；1996-2005年阴跌期，年均跌幅收窄至3%-5%；2006年至今分化期，核心城市地价反弹与地方城市持续萎缩并存。
东京都市圈展现出惊人的修复能力。2023年东京23区新建公寓均价达1.28亿日元，较泡沫前峰值高出25%，核心地段港区高端公寓单价突破200万日元/㎡。这种复苏动能源于三大支撑：一是人口持续净流入，东京都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90年的8.2%升至2023年的11.3%；二是海外资本涌入，2024年外资占东京商业地产交易额的37%；三是租赁需求刚性，东京公寓租金收益率稳定在4%-5%区间。
反观地方城市，北海道空置住宅以"0元转让"形式抛售仍无人问津，2023年日本空置房数量达900万户，占比13.8%。这种撕裂折射出日本经济的深层矛盾：少子老龄化导致地方需求塌陷，而东京圈却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
图1：日本房价修复情况
四、启示录：泡沫治理与长效机制构建
日本案例为资产泡沫治理提供镜鉴：在货币政策层面，需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日本央行在泡沫期忽视信贷流向监测的教训值得警惕；在金融监管层面，应动态校准抵押品估值模型，日本银行体系采用历史成本法计量土地资产显著低估风险敞口；在税收政策层面，2023年日本对非自住房产征收1.4%的调节税，较泡沫期的地价税更具弹性；在危机应对层面，需平衡市场出清与道德风险，日本长期拖延金融机构破产处置导致不良债权累积。
当前日本房地产市场呈现"K型复苏"特征：核心城市在全球化资本加持下屡创新高，而地方城市仍在经历"0元屋"困局。这种分化本质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投影——当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服务业向都市圈集聚，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将成为长期命题。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避免"大水漫灌"式刺激，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或许比单纯追求房价企稳更具战略价值。
对普通人而言，可以看到房地产修复情况一线城市已经突破泡沫前的高点，而二线城市出现分化，人口不断涌入大城市，进一步维持住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整体对我们有一定借鉴意义，但不能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