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先知先觉者与后知后觉者，即启蒙者和受启蒙者。前者多为教师，如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与组织者；后者主要指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等运动中坚。

由于与《甲寅》杂志的关系，1918年1月，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进入北大。2月，接替章为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又兼职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较早由观察、歌颂十月革命，进而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但这些仍主要表现为学术和思想层面的介绍、研究，至少在五四以前，还很难说是有意识地宣扬或信奉马克思主义——这也与蔡元培长校时对于各家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主张不相悖。观其所开设课程，在史学系的《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两系的《现代政治》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俄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北师大学生回忆，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该校兼课讲授了《社会学》、《女权运动史》，使学生“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理论，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世界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动态”。学期结束时，给学生布置的论文题是《论妇女解放》（程俊英、罗静轩《五四运动的回忆点滴》）。

李大钊有没有参加五四当日的游行示威活动，说法并不一致。高一涵坚持说他“是一位亲身参与者”，但值得怀疑——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像“三一八”事件那样出现在队伍中，事实上，五四游行队伍中虽然有群众参加，但基本没有教师。李大钊参与五四运动，一方面表现为行动上，如支持《新潮》社的活动，拨出图书馆的房间作为其工作室；积极投入后来成立的教职联活动，为之出谋划策；把他的办公室作为学生集会的场所。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李还以其言论与文章参与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他在庆祝欧战胜利的集会上，两次演讲《庶民的胜利》，此文与《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同刊于《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刊于1919年6卷5、6号《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则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三大学说。

由于《新青年》主要偏重于思想文化方面，所以，陈独秀和李大钊另外开辟一块政治评论的言论空间，这就是1918年12月21日创刊，直接批判政府的《每周评论》。如果说《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间接的促进作用的话；那么，《每周评论》则对五四运动期间的宣传以至推波助澜，起到更直接的作用。《每周评论》在五四前，重点提出山东危机和曹、章、陆卖国的问题，无疑对五四确立的方向和目标有指导和影响作用。5月18日，李大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分别抨击和会、威尔逊、日本、三个卖国贼之后，提出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6月28日，巴黎和约签字之日，李大钊又写了《新华门前的血泪》和《哭的笑的》发表在“随感录”上。文中说：“这样炎天酷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的哭，哎！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的一片壁土。”“巴黎的欢声必能送入全世界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表达了五四目标实现后，对列强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失望而痛心的清醒认识。

因陈独秀6月12日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警厅拘捕，直到9月16日才出狱，所以《每周评论》的工作就主要落在李大钊身上。这样一直坚持到8月30日被勒令停刊为止，共出了36期。周作人6月5日记述军警追捕演讲学生的《前门遇马队记》一文，就是直接交给李大钊而发表于《每周评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