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教坊考》作者王立
唐李寿墓乐舞壁画
传统汉族音乐在唐代达到巅峰，这缘于唐朝从皇帝到百姓“自上而下”对音乐的喜欢。这种情形不仅正史里有记载，大量的诗词歌赋里也都有他们欢娱的身影。在唐代，音乐才能高的人会受到皇帝的重视，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外国使臣觐见，太宗令乐工假扮宫女与使臣带来的善弹琵琶的人斗乐大胜，竟使得很多小国主动称臣。由此可见音乐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
然而由于缺乏专业音乐术语的记录，唐代丰富繁盛的音乐仅仅用类似于“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文学语言来记载，这也使唐朝时期蔚为壮观的音乐鲜见于后世。
2009年，对宋词表演有兴趣的王立，从歌唱主体之一官伎入手，分析唐宋时期音乐繁盛的原因。她发现唐朝的皇帝在宫廷中设立私人音乐机构：内教坊和梨园。内教坊和梨园的乐工们，在宫廷宴席的唱和过程中，产生了词最初的雏形。
因为唐代宫廷里音乐发展地如火如荼，也使得唐代地方政府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官伎和满足普通市民需求的市井伎，他们最终促进了唐代音乐的繁盛。随着清代废止乐户制度，音乐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这或许也是传统汉族音乐日渐消亡的原因。
姜宝君
图书作者：
睡梦中找到突破点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农学专业毕业的王立，却跨入与农学毫不相关的图书出版行业，这令不少认识她的人感到意外。2015年初夏，颇受学术界关注的书籍《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的出版，再次让熟悉她的人刮目相看。
2007年，做了多年图书出版的王立，遇到了事业上的瓶颈。思考再三后，她决定上学读书，给自己充充电。2009年，她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董希平教授的同等学力硕士，此时，董希平正在做关于宋词表演的研究。经过两个月的文献查阅，王立确定了硕士论文的选题：官伎。2010年，硕士毕业后，王立到马来西亚大学读博士，在董希平的鼓励下，她将博士论文的题目放在了教坊伎上。因为目前的研究中，对唐代中央的教坊伎还没有清晰的梳理。
这是一项空白，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王立说，这是一个“三不靠”地带，研究唐朝历史的著作，多将注意力放在三省六部政治制度上，而研究唐代文学以及唐朝音乐的著作，又不会对教坊在制度沿革上进行研究。
因此，最初写博士论文时，王立手里只有大量零碎的资料，这些资料之间还没有建立可靠的逻辑体系，“满脑子的拼图碎片”。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丝能启发思考的线索，王立看了大量的相关著作，以至于“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有天夜里，她从梦中惊醒，突然对唐玄宗内教坊与左右教坊的关系赫然明了，这也成为王立构建的整个框架的突破点，由此慢慢将唐代宫廷里的各类乐艺机构梳理出来。
博士论文写完后，按照学校要求，还要将论文翻译成英文。博士导师督促王立一定要找母语是英文的编辑帮她修改。此时，王立正好搬家至温哥华，她找到了一名从美国移民至加拿大的编辑帮她翻译论文。在与英文编辑沟通的过程中，文章的一些章节还做了大的调整。最终，王立顺利地获得博士学位。
2014年，在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王立写出了这本《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为她六年的研究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回首过去，她对整个过程中的艰辛记忆犹新，“我一两年之内，是没有勇气再去写新的课题了。”
王立说她从小就喜欢改文章，她甚至觉得自己看稿有瘾，“一段时间不看稿子，就会怅然若失。”喜欢“改稿子”的王立，在压力极大的求学期间也没有中断图书出版。2013年完成博士论文后，王立翻译了一本北美汉学家写的关于中国现代性研究的书；2014年下半年，她整理书稿《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直至出版；如今，她正在帮一个老先生写他的口述历史。
唐代教坊:
为皇帝个人服务
不同皇帝态度不一
唐玄宗“使诈”扩大内教坊权限
王立从少有人关注的唐代乐艺机构“教坊”入手，通过纷繁芜杂的资料，不仅梳理出唐代乐艺系统、机构设置等制度层面的发展脉络，还深入考察了内教坊、教坊、梨园等机构的不同特色，并用大量的史实描绘出唐代艺人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在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唐朝乐艺繁盛的历史原貌。
尧舜之后，礼仪性的音乐地位日益提高，而娱乐性的音乐地位一直不高，这些专门从事娱乐性音乐演出的社会群体，有一个特殊的称谓：乐户。乐户后来逐渐成为户籍的一种，其社会地位在各朝各代虽略有差异，但总体而言一直非常低下。到了唐代，乐户的管理更加严苛。唐高祖李渊下诏，乐户需世代相沿、无故不得脱籍，这使得乐户人数不断增长。
随着李渊稳坐皇位后，在宫廷里日日欢宴的他，需要大量的乐人提供演出。当时的乐人都归太常寺管理，太常寺紧邻朱雀门，距离宫城比较远，每次从太常寺调拨乐人委实不便。而且乐人在太常寺排演雅乐，再演出俗乐时很容易变味。这时，成立一个专门的演奏队伍，住在宫城内，能随时满足李渊的耳目之喜成为迫切需求，这就是武德内教坊。武德内教坊的乐人们主要表演俗乐，特别是新声—各种流行音乐。
到了玄宗时期，他设立了新的内教坊，武德内教坊便失去了作用。与唐高祖不同的是，玄宗加强了对散乐（俗乐结合了表演行动的称为散乐）的控制。
开元二年（714年），玄宗在大明宫（蓬莱宫）设立内教坊，将散乐、新声及相关演艺人员归为内教坊管理。玄宗如此重视并控制散乐自有其原因。
玄宗在平定韦后之乱时，他的藩邸散乐队伍都参加了战斗。当时玄宗的一名侍从“长九尺，力能倒曳牛”，这名侍从拿着挑帷幕的杆子就跟着玄宗进了宫，为平定内乱出了不少力。王立分析道，“亲身倚重过散乐队伍的力量后，玄宗怎能不重视他们？”
在将散乐划归内教坊时，玄宗也耍了小心眼，在一次观赏太常寺散乐演出时，玄宗令藩邸散乐与太常散乐一决高低，眼见太常散乐胜出，玄宗不满，他命令小宦官袖子里藏着铁棍，混在太常寺那边的演员中，冷不丁就抽演员一棍子。太常寺官员和演员都不敢抗议，只能败北。次日，玄宗即下诏，夺去太常寺对散乐等“俳优杂技”的管理权力。
在设立内教坊的同一年，玄宗又设立了另一所宫内乐舞机构：梨园。其主要目的是排演法曲。法曲是歌舞大曲中的一部分，也是隋唐宫廷燕乐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同教坊一样，梨园不隶属于太常寺，由皇帝调配，归皇帝管理。
玄宗之后，虽受兵祸和帝王的娱乐偏好影响，但内教坊仍持续发展，保留至唐末。梨园则在德宗时期，被归入太常寺。用“梨园”代称戏曲界则是后世的演绎。
内教坊和梨园的设立，不仅满足了皇帝对音乐的需要，同时其表演活动对唐代文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梨园中对法曲的重视，直接启发了词的产生。
“最红乐人”随叫随到
玄宗新成立的教坊规模宏大，分为宫内的“办公区”和宫外的“生活区”。“办公区”称为“内教坊”，是乐工在宫内休息待命、排练的场所；“生活区”又根据艺人的歌舞专业不同分为两区，称为“左右教坊”，是乐工安家落户的地方，兼宫外排练场所。
内教坊和梨园的乐人们入宫上下班的时间长度和频率也不同。大致分为长入和非长入。长入者，顾名思义，经常出入宫廷。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一句“名属教坊第一部”，“第一部”全称是“御前供奉第一部”，就是长入的官方说法。普通的非长入的乐工，则按照排班表轮值。“长入”的乐人技艺高超，深受皇帝宠爱，有的长期伴君左右，连大臣都会忌惮三分。《唐戏弄》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宰相张浚与大臣在万寿寺赏牡丹，他们喝到很晚了仍然没有结束，这时，一名叫张隐的“第一部者”突然站出来唱起歌来，歌词大意是对大臣们的冷嘲热讽。唱罢，张浚等人“阖席愕然，相眄失色而散。”
对于内教坊和梨园的“第一部者”，皇帝则要求他们要随叫随到。《太平广记》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位梨园第一部乐徒善于切鱼，一天他正在给太府卿崔洁和进士陈彤鲙鱼（切成细肉），有使者传话“皇帝召唤第一部音声”，只见“切者携衫带，望门而走，亦不暇言别。”
不过，尽管有些乐工非常受宠，但唐代皇帝很少让这些乐人干政。最厌恶乐人“干政”的，竟是玄宗和宣宗这两位最宠爱乐人的皇帝。玄宗时期，有位叫做唐崇的乐工表现得不错，他想趁机高升，便求常在玄宗左右侍候的另一名乐人许小客，向皇帝求请教坊判官的职位。玄宗表面答应，实则密诏禁军马队，命令他们次日埋伏在武门，看到唐崇过来便乱马踏死。唐崇命大，逃过一劫。玄宗仍不放过他，又向教坊官员下令，杖打唐崇，并将其赶出京城外五百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