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智库近期推出“智库问政”系列对话，聚焦上海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城市治理的新做法、新名词，邀请相关智库特聘专家及行政部门领导，进行深入解读。
从今年1月1日开始，检查码作为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涉企检查中全面推行开了。上海为什么要推行检查码？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又可以如何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本期聚焦上海“检查码”，解读上海的新做法。
本期嘉宾
赵勇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务处处长，教授
于晓琼 上海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二级巡视员
（以下为本次对话主要内容摘要）
要备案或申请，符合条件才给码
上观智库：这个检查码到底是什么，它背后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于晓琼：检查码其实是我们执法人员向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也就是常说的经营主体，展示跟行政检查相关信息的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里面包含了检查的任务、检查的事项以及执法人员的信息。检查码是先申请赋码，再进行评码检查，最后扫码评价。
首先，开展涉企行政检查之前，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向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申领检查码。申领检查码有两个路径，分为有计划检查和触发式检查。
有计划行政检查，检查计划要事先进行备案，符合条件的给予一个计划编码。触发式检查，主要是基于投诉举报等线索来发起的，需要提供检查理由，生成检查通知，并推送检查码给受检的企业。
在检查过程当中，要求凭码检查，也就是检查人员进入到生产经营的管理场所以后，他必须亮出检查码，然后企业可以通过扫检查码，来获知检查的任务、事项和人员。同时我们的执法人员还要亮出他的执法证。
然后，是扫码评价，就是执法人员在完成涉企现场检查以后，企业现场负责人或者是法定代表人也可以通过再次扫检查码来查看这次检查的情况，并对检查做评价，如企业对检查行为到底认可还是不认可，不认可在哪些点位上面，是不是有重复检查、不作为、滥检查的情况，方便我们开展执法监督工作。
4月以来，我们也推行了联合检查码上线，方便企业对不同的行政执法部门开展检查的情况进行逐一评价，保证对联合检查也可以针对性地进行情况反应。
紧急情况也要先检查后补码
上观智库：推出检查码的背景是什么？
于晓琼：减轻企业的负担，让企业能够更好地集中精力，去做依法经营生产的事情。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企业反映检查多、检查频次高，是每一次开座谈会都会提及的问题，是不可以回避的问题。
赵勇：检查码的设计，首先体现了服务型政府，该检查的要检查到位，不该检查的不能够打扰企业。其次体现了智慧型政府，通过申码、相互之间监督的数字化方式来形成一种智慧型的政府。刚才讲的联合检查，这其实是更重要的，原来是各部门的检查，次数很难去做一个统计。现在我可以联合申码来进行检查，实际上背后体现的是整体型的政府。
最近的城市工作会议要求，要让城市更宜居，发展得更有动力更有活力。我觉得这也是检查码设计的考量。
上观智库：赵教授说得非常好，不光是推动城市的数字化治理，也是希望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所以像您刚刚提到一些触发式的检查，我可以理解为：临时的抽查或检查，也要申请检查码？
于晓琼：对，我们认为临时的抽查、检查也是可以事先有计划做安排的，只不过时间未定而已。涉及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系统故障等临时的、突发的、紧急的情况下，行政执法人员可以先检查后补码，但是也要申请检查码。所以说，涉企现场检查，是全量纳入检查码的范畴。
赵勇：在一定意义上，你要纳入检查码的，全量纳入。另外，将来的趋势是，没有码，企业也可以拒绝检查，你必须先有码，或者是后续来补码，有码你才能检查，没有码你不能随意地去对某一个企业进行检查。
当然目前还没有完全进行设计和安排，因为这里面还牵涉到统筹、安全等问题，但这是非常重要的趋势。
推行以来“减频次”效应明显
上观智库：刚刚赵教授提到了数量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于晓琼处长，从数据来看的话，对比同期，目前检查的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执法的力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于晓琼：基于现在的情况，联合检查已经开展了2000多次了，对比同期来说，最起码2000多次的检查肯定是已经减少了。下一步随着联合检查码的大量运用，“减频次”的效应肯定会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观智库：对于一些食品或者是餐饮机构，老百姓会不会担心检查减少了、风险会增加？这种顾虑可以怎么样去消除呢？
于晓琼：餐饮这块的顾虑，大家可以不必要有，上海在餐饮业的监管方面还是比较严格的。我们也大力推进非现场监管的手段。之前商务委等10个部门专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本市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措施里面就明确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通过摄像头辅以人脸识别、行为识别、移动侦测、高速度传感等功能，发现问题及时地推送监管人员。
赵勇：上海一直在做的“互联网加政务服务”，那是一网通办。另外一个是“互联网加治理”，那是一网统管。现在这个探索实际上就是“互联网加监管”，背后有数据，有互联网，可以不一定到现场执法，也可以检查。比如通过明厨亮灶的这种形式，不去现场也可以看到相关情况、获得相关数据，对企业的干扰尽量降到最低。
将来还要进一步做的，就是“信用加监管”。有信用的企业就少检查一点。
将来要完成检查对象的分类清单
上观智库：赵教授说的“信用+监管”模式，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于晓琼：目前还在推进过程中。我们设定了两个清单，一个是无感监管的检查对象清单，还有一个是无事不扰的检查事项清单。这两个清单在制定过程中，我们在推动各行政执法部门尽快对接相关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中心，构建本领域的评价模型，尽快完成对检查对象的分级分类。
这两个清单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纳入到这两个清单里面的检查事项和检查对象，如果没有触发式的原因，就不再开展现场检查了。
赵勇：这样的方式能够把资源集中在更有效的地方。我们想想，如果一个信用很高的企业总是去被检查，它内心的那种纠结感也很强。对这种信用度比较高的企业，再加上它有承诺，对它的检查频度可以低一些。对于另外一些企业，检查频度就必须要高一些。要让所有的市民能感觉到，城市是安全的城市，这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度的把握是比较难的。这就是管理的难度，本质上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于晓琼：所以这项工作是在不断地摸索过程中。什么是最合适的、哪些最合理、哪些最恰当，也是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当中，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有一个过程。
赵勇：今天做这个节目比较有意思，有意思在哪？今年其实就是检查码的“元年”。如果过两年再来看我们讨论的这些目标，就可以看到检查码是否达到了预期。通过检查码，一方面是让企业有活力，另一方面让政府监管更精准。同时，政府内部这种相互的监督也可以形成，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上观智库：平衡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同的部门，检查的目标和监管的方面也不一样，这中间怎么去做一个调和？
于晓琼：如果某部门的检查是属于综合监管一件事的、就是我们现在列出的91个综合监管场景里面的，那它要牵头、要发起，发起以后去跟相关的部门沟通，参与到联合检查里面去。这个我们是要求必须要开展跨部门联合检查的，因为监管是综合性的，那检查也应该进行联合，这是个场景化的打造。
其次，也要基于实际情况。如果检查有特殊性、专业性，或者是没办法有时间跟其他部门进行联合的话，该开展还是要开展，也不是一刀切，还是基于实际情况来看待。但是，我们要求相关部门在整个申请过程当中填报充分的理由。
要让群众受用、企业爱用
上观智库：国外有没有类似的这种检查码的做法，或者国外的涉企检查一般是怎么做的？
赵勇：“互联网加监管”在国外没有发展到中国这种程度，为什么？第一，国外的产业业态，没有发展到像我们这么复杂。这种差异化的服务，其实难度是比较高的。
当然，还有一点，很多国家没有我们这样的力度，来推进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因为这个检查码必须要做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它不仅仅有司法局的，还有市场监管局，还有比如说消防等相关部门。当然打通的难度也就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探索，用赋码的形式，来让执法行为更规范、更精准。其实，检查码是要让上海这座城市的执法更有精度，同时更有温度。
上观智库：最后，我想请两位嘉宾展望一下未来。您觉得未来检查码可以发展成什么样？
于晓琼：其实先不谈未来，我们是一步步在走这个过程的，也希望每一步都走得比较扎实，对未来有很好的支撑。我们下一步也是考虑通过检查码的应用，来加快系统的升级迭代，让检查码的使用更便捷、体验度更好，能满足企业、执法部门的不同需求。
特别在跨部门联合检查码的应用过程当中，目前联合检查码虽然上线了，但是它的功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争取要让它更加便利、更好地撮合不同部门的联合，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检查频次。
赵勇：于处讲的这个是目标。我觉得三句话：执法人员觉得它是管用的，最后群众觉得是受用的，企业觉得是爱用的。从这三个主体来讲，大家都觉得满意度比较高。
所以现在首先努力的，是让执法队伍都爱用这个，而且企业觉得是受用的，群众的获得感也很强，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断平衡的过程。
我想今天上海的一些改革就是示范引领、龙头带动。相关改革出来以后，在上海先行先试再复制到更多的地方带动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或许将来，我们在其他城市也会看到检查码或类似的做法，通过城市治理现代化带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实习生朱蕊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