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孙冰
过去，中国制造的服装、家具、家电等“老三样”大量出口、走俏海外，撑起了中国企业出海第一波浪潮；如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扬帆出海、叫响全球，成为中国制造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崭新名片，重塑了全球对中国制造的认知；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量子计算等诸多前沿科技产业中，中国创新也将成为重要贡献者。
拥抱全球市场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共识。这不仅源于新一代中国企业的雄心与梦想，更深植于新兴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技术创新是全球通行“语言”，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
当出海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必答题”，作为海外布局“必修课”的知识产权工作便显得愈发重要。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IP）一般包括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等内容。
数据显示，我国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马德里国际商标、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均跃居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新能源汽车、量子技术、生物医药、光伏等领域掌握了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1位，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集群数量达到26个，连续两年位居世界各国之首。
中国企业已经从被动“交学费”的跟随者，逐步蜕变为创新生态的贡献者。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实验室”，越来越多的科技创新在中国走向全球。
这背后是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推出：2008年6月，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2020年将中国建设为知识产权水平较高国家的战略目标；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了2025年和2035年的两阶段目标；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2025年5月1日，《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施行。
“当前，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创新大出海不仅仅是规模扩张，更是质量和模式的系统性变革。”中国科学院大学讲席教授、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如是说。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发生重大改变，而作为直接关系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和价值分配的知识产权，不可避免地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与大国博弈的焦点。
一场覆盖技术、标准与规则的深层竞逐已悄然展开。本期封面报道希望通过一线案例穿透、独家数据解构与权威专家洞见，以知识产权竞争为棱镜，揭开中国创新出海进程中，在看得见的市场竞争的背后，另一条“隐秘而精彩”的故事线。
沉重的“学费”：一个行业的集体溃败
2001年11月10日，卡塔尔多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大会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决定。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题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的社论。
“入世槌”声落，带来的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阶段，也让中国企业“拥抱世界”的梦想启航。
雄心勃勃的就有当时风头正盛的DVD企业们。千禧年前后可以说是中国DVD产业的黄金年代：中国企业生产量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70%，他们请顶级的明星代言，豪掷数亿元拿下央视“标王”……
但坏消息却突如其来——中国DVD机被多国海关扣押，依据是未获得专利授权。随着欧美日韩企业组成6C专利联盟主张专利权，中国企业需要每台DVD机支付最高超过20美元的专利许可费，这意味着整个行业几乎都无利润可言。很快，中国DVD机企业数量从高峰时期的400～500家萎缩到不足百家。
这是一笔非常沉重的“学费”，而且不是孤例。中国信通院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文宇告诉本刊记者，2000年前后是中国企业知识产权出海的起点，这也是伴随着中国制造业出海的必然之举。但此时的中国企业只能被动应对。
“2000年前后，中国正在做3G牌照的发放准备。但由于我们在国际上的专利布局并不多，导致企业3G通信设备出海时，往往要交纳非常高昂的专利许可费。”李文宇说。
缺少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企业在进入发达市场时屡遇难题，进入发展中国家也要交“学费”。“比如一些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市场，由于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产品被当地企业仿制，仅以十分之一价格销售。”李文宇说。
这些都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如果你手里有专利，双方才能坐下来谈价格；如果你手里没有专利作为筹码，就可能被直接申请禁售。那就不是利润问题，而是生死问题。”李文宇说。比如，海能达被摩托罗拉起诉，判赔巨额赔偿金的同时，其产品也被禁售。
“中国企业在出海初期基本处于‘裸奔’状态，由于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导致我们遇到了许多知识产权诉讼和专利壁垒。”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知识产权所所长李慧颖列举了很多沉痛的教训。
一是高价赎回自己的的商标。从王致和到狗不理，从海信到联想，很多中国企业都曾遭遇商标在海外被抢注。
二是被“放水养鱼”。一些国外企业一开始主动忽略甚至培养中国企业的盗版和仿制行为，等鱼养肥了，再来主张权利。
三是商业秘密泄露是重灾区。“我们有企业去国外参加展会，主动展示并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核心技术，结果很快被国外竞争对手仿制。我们曾经去一家很优秀的企业调研，企业发现他们的电话都被窃听了，而且竞争对手还企图挖走他们的核心员工，而他们并没有跟核心员工签署竞业禁止协议。”李慧颖说。
从顶层设计角度，马一德表示，1982年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1990年著作权法的相继出台，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框架的初步建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制度，还要有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制度。
“知识产权是市场经济竞争必然产物，知识产权随科技而生，随科技而变。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需要有市场，有技术的土壤。但彼时，我国的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只能是参照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还没有找到适合我们的路。”马一德告诉本刊记者。
在别人定义的世界蹚出一条路
当中国企业迈向通往世界的大门，却发现被困在“专利丛林”里寸步难行。但也有很多中国企业敢于在别人定义的世界蹚出一条路。
“作为中国入世之后第一波出海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华为也曾经遭遇海外权利人向公司主张高额专利许可费等很多知识产权方面的情况。那时候华为自己没有太多专利，对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也不太熟悉，一旦发生海外诉讼，我们甚至连服务的律所都没有，只能在当地现找。”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知识产权部部长樊志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
樊志勇说，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华为开始形成一直贯彻至今的知识产权原则：一是尊重知识产权的价值，该付费就付费，但会力争合理的定价，躲不过的仗会坚决打下去；二是充分认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加大研发投入，加大知识产权积累，这样才能树立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华为在知识产权的全球布局方面确实出发早一些，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我们这么多年的路走过来，也证明了这个结论。”樊志勇说，华为从2005年开始加大对知识产权的投入，把研发、市场等各个相关业务部门人才调入知识产权部，樊志勇正是这个时间加入的。目前，华为知识产权部的人员数量已经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300多人。
“2021年对华为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因为这一年华为第一次在知识产权上收入转正，即许可收入超过支出。”樊志勇说。据公开数据，2022年，华为的专利许可收入为5.6亿美元。截至2024年底，华为在全球持有的有效授权专利数量超15万件。
而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榜单中，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6600件位居全球榜首，韩国三星电子（4640件）、美国高通公司（3848件）、韩国LG电子（2083件）排名第二到第四，第五位是中国的宁德时代（1993件）。
看到这些数据，让人想起那句被华为用为广告语的李白诗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其中的艰难并不为外人所知。
“从2005到2020年这15年是华为一个厚积薄发阶段，但其实这个阶段我们的压力很大。因为一边要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支付专利费，一边要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己的专利实力，需要的钱很多。而且华为采取的是‘研究—专利—标准’联动策略，除了布局专利，也积极参与行业标准活动，需要做基础研究，需要很多顶级数学家、科学家去做底层技术研究，这些是很昂贵的。但也正是这15年的坚持，华为才能走到今天，实现从跟随者到创新者的蜕变。”樊志勇说，“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用专利收入来投入下一代标准技术的研究了。”
当然，华为的故事只是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敢于破局也勇于主动布局的一个缩影。
“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是政策的引导和助力，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相关部门以及各地方政府都积极主动作为。二是企业创新研发能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工作。”李文宇说。
向着全球制高点出发
近年来，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中国智造”们开始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角。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技术、生物医药、卫星互联网等前沿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扬帆出海，向着全球制高点出发。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了5.899万件专利申请，超过美国的5.784万件，首次跃升至第一位。
此后的5年，中国一直保持国际专利申请量世界第一的位置。2024年，中国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已经达到7.016万件，位居第二的美国申请量为5.4087万件。
“过去，企业一般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开始思考知识产权的全球布局，但现在很多新中国企业从一开始甚至创业阶段就具备知识产权全球化的视野和战略考量。”李慧颖说。
“中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改变的不仅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还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逻辑，即传统的代工制造模式正在向品牌运营模式转变，单纯的产品输出正在向技术输出升级，简单的市场开拓正在向全球资源配置演进。”马一德总结说。
成立于2011年的宁德时代是中国出海“新三样”的代表性企业，也是一家非常具备上述专家总结的新特征的企业。
宁德时代首席知识产权官孙明岩告诉本刊记者，宁德时代从创业之初就非常重视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布局，而且知识产权布局一直以来就面向全球市场。
据孙明岩透露，过去10年，宁德时代累计研发投入超过700亿元。截至目前，公司拥有专利及专利申请合计超4.5万项，其中，海外专利超过1.8万项。近几年宁德时代每年的全球专利申请超过1万件，海外专利申请超过3000件。
“宁德时代是将知识产权放在战略位置的中国企业，也是为数不多的设置了首席知识产权官岗位的企业。目前，宁德时代的知识产权部门近百人，负责人直接向CEO汇报。而且知识产权部门本身也是经营部门，2024年，宁德时代的知识产权年收入达到数十亿元。未来随着公司知识产权运营进一步深化，这个数字还会增加。”孙明岩说。
李文宇表示：“知识产权不仅是一个保护工具，也可以慢慢升级为可盈利的资产。一些知识产权实力和能力较强的中国科技企业已经开始做知识产权的运营和商业化工作。”
据孙明岩介绍，宁德时代全球化的知识产权布局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研发创新和保护市场自由，同时运用知识产权作为经营手段，通过技术授权许可的多样化方式开拓全球市场，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比如，宁德时代与美国福特汽车合作，就是宁德时代采用技术授权的服务模式，帮助福特汽车建造自己的电池工厂。
而对于宁德时代之所以能够“玩转”知识产权，孙明岩认为，其实没有秘诀。中国企业要在知识产权上不吃亏，且有所作为，最根本还是要“内功扎实”，要真正站到全球的技术制高点上。“企业首先要重视研发，进而重视知识产权，才能将知识产权价值最大化。”孙明岩说。
宁德时代EVOGO 换电站
宁德时代工厂
宁德时代产品展示
大变局、新挑战与新使命
马一德认为，伴随着中国实现从“技术进口国”到“技术输出国”的历史性跃迁，中国企业也必然要面临前所未有的知识产权挑战。“放眼全球，知识产权的竞争已不再是企业间的个体行为，而日益演变为科技强国之间的制度性、系统性较量。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地缘竞争加速交汇的背景下，知识产权成为各国争夺战略主动权的核心工具。”他说。
数据更加直观。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企业在美知识产权诉讼新立案共1227起；中国大陆企业涉美“337调查”案件24起，涉及中国大陆企业94家次。2023年，中国企业在美知识产权诉讼新立案共1173起，同比增长19%；中国企业涉美“337调查”案件20起，涉及中国大陆企业98家次。
“这是非常大的数字了，因为同期涉及日本企业的诉讼只是个位数。美国启动‘337调查’的企业中，超过50%都是中国企业。而在欧盟，针对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调查和诉讼也呈现多发态势。这个数字反映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影响力不断提高，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但这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挑战很严峻，围剿很残酷。”马一德说。
李文宇也认为，全球知识产权规则正在面临重塑，因为知识产权领域的话语权与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当全球大国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知识产权规则也必然发生变化。
“规则制定者和既得利益者希望利用现有规则进一步遏制创新者。比如，除了专利壁垒，美国还采用实体清单、禁售等手段筑起‘小院高墙’，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及其盟友的市场。而创新者当然希望建立起新的规则和生态。重塑就意味着会有混乱期，矛盾和对抗会更加频发。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10年甚至更长。”李文宇说。
李文宇同时强调，我们重视知识产权布局的同时，也要对知识产权纠纷和诉讼“祛畏”。“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近几年中国企业频繁遭遇美国的‘337调查’，但是我们的胜诉率在逐渐升高。国外企业的专利并非坚不可摧，中国企业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应对能力并充分准备，是能够争取到合理利益的。”他说。
李慧颖建议，在技术竞争和大国博弈深度交织的当下，抢占未来技术制高点至关重要，尤其是标准必要专利（SEP）已成为战略制高点。各个跨国企业和科技巨头都在试图通过标准必要专利构筑技术壁垒甚至“专利丛林”。
标准必要专利是难以绕过的基础性、核心性专利，就好比布局较早的企业申请了“凳子”的专利，那所有做“椅子”的企业都需要获得专利许可。所有“椅子”都会被认为是在“凳子”基础上做升级，比如加了扶手和靠背。这就意味着，在前沿领域，我们一定要率先布局，抢占先机。
“标准必要专利的法律与市场地位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如同在特定技术领域中，率先完成底层架构专利布局的企业，相当于掌握了该领域技术实现的‘基础协议’，后续所有基于该架构衍生的技术研发或产品落地的企业，均需通过专利许可合法进入市场。这一特性决定了在前沿技术赛道，企业必须以前瞻性布局抢占标准必要专利高地，方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李慧颖表示。
马一德认为，当我们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我们也将从制度的接受者向制度的贡献者转变，从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向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跃升。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产权工作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一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有能力为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马一德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