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个杂志做了作家的访谈，问了一个问题：城市是不是还没有得到足够的书写？我觉得就个体作家而言，确实还不够进入城市。我们的城市写作，有知识分子式的，大学创意式的，家庭男女式的，城市历史式的，但是哪怕是所谓底层写作，行业写作，能够触碰到的也仅仅是它的表层。个人的写作是有限的，而城市的生活是无限的。它需要发现，沉淀，再予以书写，单一作家所书写的也仅仅是自己身边的一部分。

我其实一直避免自己的生活显露在文学创作里。可能在我的文学理念里，是要避免写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这种直接经验来得过于鲜活，未经选择，未经沉积，过于浅显，也可能是我缺乏处理它们的经验和技巧，所以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就算很多小说写到了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也仅仅是作为背景，并没有深入去描写和展现它。这个原则直到近年才渐渐被我取消，我在进行三个方向的创作：过去的是探究曾经的历史，未来的是写泛虚构与科幻，而现在是立足于现实——现实的生活，现实主义的创作，现实的当下。

我出生在上海，九岁前我很少待在父母身边，而大部分时间住在外婆这里。我的母亲是知青子女，插队落户到了皖北，在那里结婚，成立家庭。她在纺织厂车间三班倒，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回来上海看我。我仍记得小时候坐绿皮火车回去父母身边，都不是直达，需要到蚌埠转车。有一次火车故障，我们在站台上等了很久，最后全都上了下一趟的车，导致车上满满地站着人，大人在厕所边的过道找了个坐下休息的地方。

那当然是很辛苦的路途，无论对大人还是孩子，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其实已经记不得那时的辛苦，只记得火车在黑暗的铁轨上哐当哐当行驶。那时候知青子女因为没有户口，不能在上海的小学读书，所以我成了借读小学生，直到九岁时遇到一场事故，差点死在医院。外婆不敢再带着我，我因此离开了上海回去了父母身边。

九岁开始，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跟上海没什么太大关联，只有暑假才会回外婆家度假。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时光，大多是在一个小城市里度过的。知青的孩子有自己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圈随着年岁增长人数越来越少。我的父母也一直给我灌输一个概念：你迟早要离开这里，回去上海。而我是十八岁回到了上海。所以我有小城少年或小镇少年的经验，但这种经验和成长于真正原生的故乡又不一样。比如我对小城少年的成长小说感到亲切，可是也只是亲切而已。

但是如果把上海作为故乡看待，因为少年时期的割裂，我也没有非常浓烈的家乡感。我的外公外婆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他们是北方人，来自泰山脚下，随军队南下上海定居。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我印象里，外婆一家人平时在家几乎都说普通话，所以我直到现在还是不太会说沪语。沪语不算是我的母语，这点我感到很遗憾，我觉得如果能以上海话为母语，可能在写作中，我会有更多的吴侬语系的自觉性和可能性，写作风格和路数也会和现在大不相同。

哥舒意小说封面

而我和上海真正的联系，可能还是在这里开启了我的文学创作。第一本书出版时我已经快三十岁，后面的每一本书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之后几乎没有再长久离开过。少年时代结识的伙伴，现在也几乎不再相见。倒是有几个高中同学，他们有人来到了上海，作为新上海人定居下来。我后来认识的人都和写作有关，有的是作者，有的是编辑，也有读者。有人结婚生子，有人点赞之交，有两个和我同龄的作家朋友都因病早逝。林林总总，出现或淡去，一晃十几年过去。

年轻的时候，可能是精神上带来的灵感比较多，因为那时确实没有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产生过多的关联，或者说身处其中但并未有所感知。我所有的知识，美好体验，强烈情感都来自于文学，影视，音乐等文艺作品。但是随着年龄越长，人开始和周围世界产生强关联，探索欲变得更为旺盛。有一个很明晰的感觉是，以前我对我父母辈，祖父母辈的故事都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太多，但是这些年，我越来越想知道他们的过去，也会对同时代人的境遇本能地产生反应，并且想用故事再现它们。

三十岁时我写了《秀哉的夏天》，四十岁时我写了《我沉默的妻子》。这两本虽然是科幻题材，但都以上海为背景，它们代表了我人生的两个阶段，可能再过几年，我可以写更多的与上海相关的过往和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