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胡敦元。
1937 年，知名爱国学者陶行知在华盛顿与旅美经济学家胡敦元有过一次促膝长谈。这年9月，陶行知来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顿港，他被眼前的一座5英里长的废钢铁堆成的“山”震惊了。它高达四丈，宽10丈，看不到头，如此之多的废钢铁都是从美国各地运来，堆放在这里，将要运往资源极度贫乏的日本 ，冶炼成制造各种杀人武器的钢铁。此时日寇的铁蹄正在践踏华夏大地，两位爱国者谈及此事，不禁怒火中烧。
深入探讨之后，他们决定成立中华经济研究会，研究日本战时经济，重点放在美国对日供应军火和其他军需物资的情况，要拿出有科学依据的准确数字，提出掷地有声的证据，向美国各界大声疾呼，唤起美国民众支持对日禁运，从经济上打击日本。由陶先生任会长，胡敦元主持研究，华侨林雨荃为会计。陶先生与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是朋友，得到他捐助的一千美元研究经费。
胡敦元是1925年清华赴美留学生，威斯康辛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硕士，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他早在五四时期就追随革命，是美国共产党中国局的党员，1934年他曾在华盛顿普鲁金斯研究所做研究员，研究理论统计的实际应用，特别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各方面的应用。此时他满腔热忱，立即全力投入研究工作。在大量搜集美国官方资料以后他发现，先天不足的日本，侵华所需军事原料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最多，综合多项军工原料数据，经过科学统计，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军工原料，1937年占到54.4%，这正是后来被不断引用的振聋发聩的数字。
研究指出：1936年美国出口日本废钢铁1190万美元、原油1420万美元，1937年这两项数据分别猛增到3742万美元、2210万美元。 说到底，离开钢铁和石油根本就谈不上现代战争，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是靠美国支撑的。
陶行知先生。
陶行知先生机敏准确地抓住机会，用亲身见闻和科学数据说话，争取到世界知名学者的支持。1937年12月13日，杜威、爱因斯坦、罗素和罗曼·罗兰，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提议各国人民组织自愿地抵制日货运动，拒绝将战争物资出售和租借给日本，同时尽可能给予中国各种援助以进行救济和自卫。
陶先生此行赴美，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动侨胞共赴国难，争取世界正义力量的援助。从1936年11月9日到达纽约，至1938年8月31日返回香港，他在美国不到两年，奔波于各大城市，他的演讲充满激情，生动幽默，受到热烈欢迎。其间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华侨中爱国热情高涨，他在多个场合宣传一个重要数据，指出：日本在中国杀死100万人，有54.4万人是美国帮助杀死的。
1938年陶先生发表文章写道：“1937年，美国输入日本废铁一项价值美金四千四百七十五万二千五百四十六元。这些铁山，一船一船地搬去日本，一年一年地搬，结果是美国富翁黄金满堂，中国同胞血花遍地。” 这精确的数字44752546元，就是来自令人信服的科学统计。而更令人气愤的是，研究发现：在1937年七七事变的背景下，日本从美国获得各种战略物资占其总进口量的比重不减反增，从1937年的54.4%升至1938年的56%。
1937年年底至1938年年初，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实施大屠杀，逃离险境的美国记者率先向世界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一些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怀着悲愤和恐惧的心情，在信函、日记或笔记中，记下了日军的血腥暴行，设法送抵美国。各大媒体的纷纷报道，惨不忍睹的照片、录影令美国老百姓群情激愤。
1938年胡敦元以“中华经济研究会”的名义，将研究成果整理发表，这是一本 45页的重磅研究报告，题为《日本的战争物资采购融资能力》（Japan's Ability to Finance the Purchase of War Materials），该报告用大量确凿的统计材料揭露出一个惊人的事实：仅1937年，美国输送给日本的废钢铁，就占全世界输出给日本废钢铁的90.39％；另外，还有大量的各种战略物资，研究报告公布了一系列惊人的数字，算下来，日本从美国输入的军需材料竟占全部进口量的54％。研究报告一经发表，美国朝野为之震动，包括《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内的百余家媒体报道了报告内容。即便不想卷入战争，任何有良知的人也不愿意成为刽子手的帮凶，这些数字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同情中国人士发起的“不参加侵略运动”，对美国民间的“抵制日货运动”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报告还引起美国国会、外交部、财政部、外交协会、农业部、海陆军学校等军政部门的注意，成为后来美国政府出台对日禁运政策的重要根据。报告后由重庆《大公报》翻译成中文，首载在该报1939年9月26日第3版，也引发了国内舆论界的关注和热议。
1938年5月4日，在美国洛杉矶五千人的集会上，陶先生用数据揭露美国军火商运送军用物资帮助日本法西斯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他流着泪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在这场浩劫中，无数同胞被杀，大多是市民、妇女和儿童，连婴儿也不能幸免！在射向这些无辜百姓的枪弹中，有你们美国的钢铁炸药，在无数房屋被点燃，生命被焚毁时，有你们美国的汽油！”
会场上，美国国会议员斯考特（Scott）站起来对大众说：“请大家记住，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是不愿做帮凶的，请站起来。”全场五千人一致起立，反对向日本运输军用物资。
1938年，陶行知在离开美国时对美国人说：我决定回国去抗战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死了，请美国人记住，我身体的54.4%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陶先生离开美国后，胡敦元继续全力以赴，一份又一份研究报告付印：
1939年5月发表了《日本战略战争物资采购问题统计摘录》研究报告（Statistical excerpts from Japan's problem of Procurement of Strategic War Materials）。
胡敦元1939年5月发表的《日本战略战争物资采购问题统计摘录》研究报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这份研究报告摘录大量的统计数字、表格，为各项结论背书，可以想见对日出口巨额物资，必然牵动大财团，乃至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每一项数据必须来源可靠，统计精确，经得起推敲。
同年又发表了《美国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1939 年前八个月，与 1938 年和 1937 年同期相比 》（Sale of war material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Japan: first eight months, January-August 1939 Compared with corresponding periods of 1938 and 1937）
《美国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1939 年前八个月，与 1938 年和 1937 年同期相比 》。
据统计，1937年日军从美国进口的军火占总进口量是1931年的40倍，1939年，美国对日本的废钢铁出口比1938年多出9倍，1932-1939年间，日本70%的废钢铁、90%的铜、75%的石油都来自美国。1940年一年时间里，美国卖给日本的军用物资总值高达2.63亿美元，这个数字远超从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件这四年半的时间里美军卖给中国的军火总值。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从美国进口的战略物资中，数量最大的就是石油和废钢铁，其中废钢铁经过“回炉再造”，就可以用来制造大到航母坦克，小到步枪手雷等武器装备。现代战争，是建立在钢铁和石油基础之上的战争，如果没有充足的钢铁和石油供应，日本根本无力进行如此规模的侵略战争。研究会提供的数据非常之多，在此不能一一列举。时至今日，胡敦元编写的一册册研究报告依然被美国、英国的一些重要图书馆收藏，这些数据仍然被广泛地引用于国内外众多有关抗战的分析文章书籍中，并将作为珍贵的史料世代相传。
1937年9月，著名学者胡适受蒋介石委托赴美做国民外交工作，到处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让美国人了解日本在中国的滔天罪行，他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赢得了美国听众的共鸣。第二年他正式出任驻美大使，蒋介石给胡适的任务是，关注美国中立法案松动的可能性；争取美国对华财政援助；游说美国禁售军用品给日本。1940年，宋子文以蒋介石的代表名义常驻美国，为蒋争取美援。
胡适作为驻美大使曾出资捐助中华经济研究会，宋子文也曾向研究会要过材料，还约胡敦元共进过午餐，并表示愿意对研究会进行资助，但为了保持研究工作的独立自主，胡敦元没有接受宋子文的资助。
1939年7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胡敦元的来信《 美国在对日输出的废钢铁中占比百分之九十》 ，来信针对7月18日，美国废钢铁协会执行秘书长巴林杰致《纽约时报》编辑的一封信，巴林杰旨在证明 1938 年美国向日本出口的废钢铁所占份额仅为 55.27%，而不是胡敦元为中华经济研究会调研所得，并为《纽约时报》 7 月 15 日社论中所引用的 90.39%。
胡敦元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读者来信（局部）。
在这封读者来信中，胡敦元指出巴林杰的数据来源基于一项估计数字，继而给出自己数字的可靠出处和计算方式，得出90.39%的结论，清晰明了。时值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美国民意从不赞同卷入东亚战争，随着日本全面侵华发生逆转，此时在《纽约时报》这样重要而有影响力的大报上，看到美国对日出口这么多制造杀人武器的原材料，而巴林杰作为利益集团代言人，用这种完全非专业的数字替自身遮掩，美国人非常震惊和愤怒！
胡敦元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读者来信（全文）。
1940年胡敦元发表了《关于日本依赖美国废钢铁的备忘录》（Memorandum on Japan's dependence on American scrap），用新的科学数据再度为禁运呐喊，那几年美日关系日趋紧张，1939年7月美国通知日本终止美日贸易条约，1940年开始对日实行部分禁运，包括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
权威杂志《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院年鉴》，于1940年5月15日刊登了东方问题专家T. A. 比森的文章《美国贸易与日本侵略》，他大量引用胡敦元的数据，认为其研究下了大功夫，非常精准，应该引起远为广泛的影响和认可。
1941年5月胡敦元在华盛顿发表了新的研究报告《战事压迫下日本之经济》（Japan’s Economy under War Strain），出版单位是中华经济研究会，这是一本简装的68页的小书，字体很小，看来真是经费有限。此书用大量的数据表格 ，从各个领域全方位分析了日本的战时困境，指出：日本的战争巨额开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今的四年内，高达40亿美元，政府开支从1936年占国民收入40%，增至1940年的68.1%，造成资金短缺，国家经济每况愈下，同时从石油、钢铁、煤炭到住房、纺织品、谷物等等各种基本物资全面匮乏，一方面有两百万人员入伍，同时战时工业需要大量工人，更使得劳动力紧缺，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总之方方面面都捉襟见肘。
报告指出：美英两国提供日本战争物资进口的五分之四，而日本的巨额进口开支，主要仰赖对美国的生丝和对英国的纺织品出口来支持。作者认为：如果美国和英国实施对日本的原材料的禁运，同时不再购买日本的生丝和纺织品，将导致日本垮台。说到底就是：绝不能再给几乎崩溃的日本经济输血，禁运和抵制日货正是投向日本侵略者的锋利匕首。
1941年6月3日，《纽约时报》刊文介绍《战事压迫下日本之经济》，介绍了研究报告的主要论点，指出书中所有基本事实都来源于日本官方报告和日本报纸，数据来源翔实可靠。
看看当时的形势，此书的出版和《纽约时报》的介绍可谓正当其时。
这份报告1941年5月出版，正值对日全面禁运前夕，舆论关注这一议题，研究报告实际上是用科学的数据支持禁运政策。不久， 1941年7月美国对日实行全面禁运，并进一步冻结了日本资产。这一刻，全体爱国同胞无不欢欣鼓舞。胡敦元为此付出多少日日夜夜，激动之情更是难以言表。
美国的全面禁运给日本侵略战争带来巨大困难，简直是让其走投无路。加之种种因素，终于促使日本侵略者铤而走险，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在一片火海中遭到重创，美国举国震惊，同仇敌忾，罗斯福总统于次日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从1937年成立至1941年，中华经济研究会在四年内做了大量工作，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亦在抗战之路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珍珠港事件后，1942年初，研究会撤销了在美国国务院的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