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其人其事在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上就几乎绝迹了。也许是由于这样的绝迹，人们很难读懂这样的人物，一如现代人类很难了解绝迹了千百万年的恐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在大陆的中国人之于章太炎的读解则大多受了鲁迅的影响，殊不知鲁迅作为章太炎的学生，始终就没有读懂过章太炎，一如鲁迅没能读懂《红楼梦》一样。如同鲁迅把呼吸领会悲凉之雾的林黛玉说成了贾宝玉，鲁迅在他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中把章太炎误比成一个拉大车的革命车夫，前半生朝前拉，后半生朝后拉。鲁迅下意识地把自己的矛盾和自己的心理阴影投射在了章太炎身上。

我从鲁迅对章太炎的种种评说中读出的不是鲁迅的高明和鲁迅的深刻，而是鲁迅的卑怯和鲁迅对章太炎的嫉妒。说鲁迅卑怯是因为他的怯懦和因怯懦而来的自卑。鲁迅的怯懦主要体现在他面对革命和面对爱情时的裹足不前。作为一个浙籍文人，鲁迅既没有成为徐锡麟秋瑾那样的不要命的革命家，也没有成为章太炎陶成章那样不怕死的革命家，即便连蔡元培在革命事业上的贡献，鲁迅都不曾作出过。这在鲁迅又既不是缺乏能力，也不是没有机会。他和周作人留学日本的时候，日本几乎成了海外中国革命家的云集之地，但他与革命丝毫没在沾边。因为鲁迅知道革命是件拿生命去承担风险的事情，他不愿作这样的冒险。且不说象章太炎那样对巡捕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们要抓的就是我，即便后来北京女师大学生上街都让鲁迅感到害怕。这种胆怯也同样体现在鲁迅的情感生活中，鲁迅情愿听从母命与一个不相识的女子成婚，也不敢向一个自己所爱的日本姑娘大胆表露心中的爱情，致使后来与鲁迅胞弟周作人成婚的羽太信子成为鲁迅的一个终生难解的情感和心理上的情结。因为这样的怯懦，鲁迅一生都备受煎熬。这种煎熬折射在文章中虽然能形成犀利老辣的风格，但这种煎熬使鲁迅在面对其老师章太炎时便不无失态。

从鲁迅对章太炎的种种评说中可以看出，鲁迅没能读懂章太炎，鲁迅没能从章太炎的生命中读出那颗举世罕见的童心，从而站在进化论的立场误读了章太炎。因为章太炎的一生既没有进步过，也没有落后过，而是始终停留在童心十足的生命状态上。进步落后对生物进化或社会生产方式演进是有意义的，但对章太炎这样一个顽童这样一个大孩子却是毫无意义的。至于说到拉车，章太炎也从来没有身处拉车的位置。因为拉车的人选往往落在孙中山那样的革命领袖身上，而不是由章太炎这样的秉笔行侠之士担当的。准确地说，章太炎更象一个赶车者，他既催动革命之车，又鞭策拉车之人。章太炎常常很不经意地说出一句极富历史意味的话来，但章太炎从来不曾有意识地做出什么言行，以便让革命跟着他走。章太炎很乐意地跟着革命，但他没有能力象一个先知先觉一样领着革命前进。无论革命象鲁迅所说的那样朝前或朝后，这都不是章太炎革命的结果，也不是章太炎讲学的影响，更不是章太炎议政的产物。对于鲁迅所经历的那段中国晚近历史来说，章太炎只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可以照出革命，照出历史，照出孙中山，照出蒋介石，照出袁世凯，照出宋教仁，照出所有章太炎的同辈们，也照出一些章太炎的学生们，比如鲁迅这样的学生。鲁迅自称听章太炎讲小学，几乎全忘了，只记得章太炎的革命言行。但鲁迅是否想过，他有没有老师那样的革命胆魄和革命侠气，他有没有老师那样的顽童品性和奉献精神？假如他不具备老师的这些革命品质，那么他又有什么资格评说老师的所谓进步和落后呢？最有权威的评说革命的人，本身就应是一个革命家；同样，能够读出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的人，又必须具备一颗赤子之心。鲁迅既缺少一个革命家的胆略，又不具备一颗赤诚的童心，于是在评说章太炎时就难免以尖酸刻薄的话语掩饰自己的卑怯，渲泄自己的嫉妒。而且，在鲁迅对章太炎的灵魂说完那些刻薄话之后，他也跟着作古了，章太炎告别人世是平静的祥和的，而鲁迅的告别人世却是辗转反侧的怒气冲冲的，二者的内心修为于此可见一斑。相形之下，鲁迅借助尼采的意志所修炼的只是小道，故一生以杂文为主；而章太炎凭借自己的童心，所行走的乃是大道，所以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议政言行连同动人的革命传奇。至于二者的命运似乎也是各自生命的明证：小道者得身体时代，成为身体时代的偶像，一如那位关帝庙中的关羽将军；大道者得整个历史，不管中国晚近历史在章太炎之后如何演化，章太炎作为一面镜子将永远相随；即便在身体时代，唯物是从的人们也不敢将他全然忘却。相对于鲁迅的怒气冲冲，章太炎总是笑容可掬，天真烂漫，即便他大发雷霆时，其神情也让人感到可爱，忍俊不禁。所以我在文章起首处说，章太炎永远不会象鲁迅那样成为什么偶像，成为精神的泥塑木雕，供人瞻仰，供人诚惶诚恐，供人庄严肃穆。不，章太炎永远不会让人产生这种效应。章太炎是可爱的。在可爱的章太炎面前，人们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人们会发出由衷的欢笑。我想，这也许是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的终极意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