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汪端（1793-1838），字允庄，号小韫，出生于浙江钱塘一个书香世家。……汪端的童年可以说是幸福的，自由玩耍对她天性的发展大有益处，她的聪慧很早便显露出来。在杜甫“开口咏凤凰”的年龄，汪端也应父亲之命赋春雪诗，当时以为不减柳絮因风之作，因呼为小韫。诵木华《海赋》，两遍即能背诵，不遗一字。读书更是过目不忘，而且极有主见。父亲见她喜欢诗，便取宋元明及本朝人诗集给她读。她一过目辄弃去，独留高青丘、吴梅村两家，既而去吴留高。父亲问是何故，答：“梅村浓而无骨，不若青丘澹而有品。”从此奉《青丘集》为圭臬。

……

二

汪端是个不平凡的女子，无论文才、妇德、道术都博得时人的赞美，文学方面的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她曾撰成历史小说《元明逸史》八十卷，为古代闺秀中所仅见。……现在她传世的作品只有《自然好学斋诗钞》十卷，收诗1143首。这些诗作几乎贯串了她的整个生命历程，相当完整地记录了一个才女才华的成长和发挥过程。

……

汪端才华的早熟是显而易见的，她的心理也很早熟。自幼爱读乙部书，谙熟史籍。陈文述举十七史中隐僻事考问，辄应口对答。又生性僻静，终日独处一室，左图右史，与古人晤对。在平静的岁月中，历史和古人成为占据她内心世界的主要角色，也是她涉笔的重要题材。在那些诗章里，她不光是尚友古人，不知不觉中自己就化身为特定的角色。在卷一的少作十六首后，紧接有《拟古》十六首，是因袭魏晋《杂诗》传统的作品。其中贯串的旨趣并不一致，既有怀才不遇的愤懑、哀伤，也有自甘退隐的愉悦和旷达；既有“物无才不才，荣悴系运会”的排解，也有“苟怀适世才，遇合终得所”的自励；更有“用如违其才，嗟哉徒尔为”的议论和“一朝跻轩冕，昔之皆成虚”的针砭。我们从中读到的是自伤的文士、孤傲的隐者，还有慷慨的侠少和偶堕人寰的谪仙人，一个个虚拟的角色，一个个戏剧化的情境，满足了少女汪端的幻想和寄托，同时也给她带来“一洗闺阁纤秾之习”的评价。然而这并没有引发她对遭受性别压抑的不满，我认为《拟古》的第一首实际上已暗寓了作者对性别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角色的认同。诗云：

长河泛巨舰，大陂溉平田。奔流不暂息，功在宇宙间。空山松竹静，中有潺盢泉。入夜明月映，照影孤花妍。虽无济物用，澄莹全其天。

这里大河和山泉，一刚一柔，一动一静，一有济物之用，一呈幽独之美，恰好是男女两性社会属性的对照，作者之意显然在于肯定和赞美后者的独立价值。然而正如她题归懋仪诗集所说，“才人自昔悲遭际，莫恨蛾眉称意难”，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古来才人共同的不幸命运，所以并不特别为女性的命运而悲叹。基于这种心态，她的作品很少显出女性意识，题材更是相当的男性化。这在中国古代女诗人中是很罕见的。当代女性文学研究者强调，尽管女性历史在她们的写作中成为重要素材，但“‘女性’或‘女性经验’，本身并不构成文学性，并不提供鲜明的区别，以显示‘女性文学’与主流或既定文学传统的裂痕”。汪端的写作正是如此，虽然她对女性历史相当关注，女性题材在她的笔下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她的写作却明显表现出以时代、社会的共同写作标准（这种标准往往被女性主义者判定为男性标准）自律的意识。这是一种平等姿态的挑战，她有这种自信。

……

汪端七律擅长议论，工于用典。由于精详史事，她用典不仅数量丰富，而且驱使自如，分外贴切。……然而就我看，这些一般性的应酬题咏，实在还不足以充分展现汪端的才情，只有那种虚拟情境，才能提供她尽兴驱驰的疆场。临终前一年冬补成的嘉庆二十五年《消寒杂咏》旧稿《寒浦》（卷十）写道：

老树风多聚暝鸦，烟深拳鹭不眠沙。荒桥断岸云如墨，败苇枯荷雪作花。替月一星明蟹火，敲冰夜半响鱼叉。野翁系艇归来晚，霜满蓑衣问酒家。

诗中熔唐人情韵与宋人格调于一炉，造句、用字都非常讲究，虽取寻常之景、寻常譬喻，却有着不寻常的表现力。如此老健的笔力，莫说闺秀诗中难得，就是男性诗人也不易企及。这样的佳作，如果照某些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意思，用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和价值标准———姑且承认它们确实存在———来衡量，就如同国际象棋男女分赛，等于先承认了女性在智力上的弱者地位，非但无助于提高女性的地位和自尊，倒适足贬抑了女性的创造能力。……

三

如果汪端仅仅是《自然好学斋诗钞》的作者，也许还不能引起我的注意。《诗钞》固然水准不凡，但在女诗人辈出的清代，要举出一连串堪在伯仲之间的女诗人，应该不太困难。我之倾倒于汪端，乃在她诗人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后者对于她，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事实上，汪端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明三十家诗选》的编者，而非《自然好学斋诗钞》的作者。

……

作为一位女性诗人和批评家，汪端对女性文学传统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她写下大量题咏怀吊古今闺秀的作品，其中又大量驱遣闺秀事迹的典故。她还写了很多品题女诗人及其作品的论诗诗，出于相濡以沫之情，不免表彰胜于裁量，咏叹多于评骘。但由于迭用历代女诗人的典故，就使女性文学传统成为一种背景性存在，与当代作的风华交相辉映，共同构成女性诗歌的多彩景观。女性文学典故在此已不仅是才华的暗示、风格的联想或评价的参照，它们在纯知识的意义上也提供了对女性文学史的初步认识。以卷六《读松陵朱沁香夫人珠来阁遗集即题绿窗待月图并书所写梵经墨迹后二首》其一为例，第三句“玉箫宛转鸳鸯梦”自注：“明叶小鸾殁，其姊蕙绸悼之，作《鸳鸯梦传奇》”；第四句“锦瑟凄清络纬吟”自注：“明徐小淑诗集名《络纬吟》”；结联“琐窗泪洒纱犹绿，烟草湘皋共此心”自注：“元傅若金妻孙蕙兰有《绿窗遗稿》。若金悼亡诗：湘皋烟草碧纷纷，泪洒东风忆细君。”一部诗集被赋予如此丰富的联想值，固然是作者的幸运，而叶小鸾、徐小淑、孙蕙兰被读入批评文本，又何尝不是女性诗歌谱系的幸运呢？

早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二十四岁的汪端就作有《论宫闺诗十三首和高湘筠女史》（卷三），评论了历史上从唐山夫人到朝鲜许兰雪共十七位女诗人。这是她对女性诗歌传统的一次重要发掘。第一首论唐山夫人，高氏原唱只是出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感慨，讥讽“诗家但赏辞秋扇，不为夫人拜下风”。而汪端的和作却由汉初文学状况入手，强调女作家在诗歌创作方面超出男作家的领先地位：

汉代谁开典雅风，唐山文藻擅深宫。桂华都荔房中乐，枚叔相如恐未工。

无论从现有文献还是清人的诗歌知识来看，她的结论都是难以反驳的。……

《明三十家诗选》一经刊印行世，就博得诗坛一致称赞。女诗人曹贞秀在序言中说，朱彝尊《明诗综》重人，沈德潜《明诗别裁集》重诗，均不免或严或滥之失，“今观兹选，论诗则务取清真，力删俳伪；论人则务崇名节，坚斥邪僻，洵能兼两家之美而去其失者”。表舅祖张云璈许其“所论磅礴千古，眼光如月”；女批评家恽珠也赞其“深于诗学”，“知人论世，卓尔大家”；而后世则一致肯定汪端的选目远胜于朱彝尊、沈德潜，“弃取概乎人心，为艺林所重”，足见这决非一时一族人的私论。……

些许瑕疵无损于汪端的光彩，她的成就也不需要性别角色来润饰。文学的真正价值在性别之间也应该是守恒的。《自然好学斋诗钞》不以女子而减才，《明三十家诗选》也不以女子而益价。只不过在女性文学活动的领域，汪端的业绩产生了特殊意义，那就是陈文述《哭子妇汪宜人》所说的“开辟班曹新艺苑，扫除何李旧诗坛”。她为女性诗歌贡献了不凡的七律成就，尤以咏史诗和论诗诗开拓了女性写作的疆域；《明三十家诗选》出而诸选失色，论定高启为明诗第一而世无异议，高启的地位由此而定。汪端对高启的汲汲表彰，不只是一种趣味的争辩，更是一种历史责任的承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说，“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它需要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然而“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妇女是不负责的”。这似乎只能视为女性主义者的负气态度吧？事实决非如此。汪端的文学活动已表明，也有女性在性别无意识中自觉承担了历史建构的责任，建立起超性别意义的批评话语。当然，若照流行的看法，“女性话语应当包括这样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基于无意识层面上的女性的思维和观察（潜）话语以及出自这一女性的独特视角而展开的批评和研究话语”，那么汪端的批评仍属于女性话语。女性文学研究者大可以由这一角度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汪端的一生是短暂的。她题叶琼章画曾有“自古仙才命不长”之句，不幸而言中，她自己的生涯也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许多著名的女作家都被文学史忘却了，汪端的被遗忘也是很正常的。但她却是个不该被忘记的女性，她短暂的人生不仅留下数量丰富的诗作，为女性诗歌添写灿烂的一页；而且以独到的批评眼光改变了男性世界对明代诗史的认识，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女性的批评印迹，使得中国文学史不能再说是男性视角或男性标准的产物。回顾中华民族的文学史，还没有哪位女作家的成就能与汪端相比。当时称许她曹大家后一人，我以为她是无愧于古代第一闺秀诗人的荣誉的。本文所以要表彰这位女诗人和批评家，不是为了帮她竞选第一闺秀，只是想借此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写作权利并没有被剥夺，女性的写作才能也没有遭到歧视和压抑。多如繁星的女作家不是不曾存在，也不是默默无闻，她们大都有辉煌的业绩和响亮的名声。她们被遗忘在岁月之流，不是男性的过失，而是整个现代人的过失……

（本文摘自《中国诗学之路》，原题“汪端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微信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