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国高校因为性骚扰引发的舆情很多，大多是因为内部没有建立起一套应对性骚扰的预防和处理机制所致。大学是人员密集的场所，发生性骚扰的风险较高，因此，应该建立起一套从预防到事件处理的内部制度流程。在这方面，印度大学的一些做法或许值得参考。
正如我在《雾与悟：亲历印度》中所介绍的那样，印度反校园性骚扰的制度化之路，也是一段充满血泪的复杂历程。其制度化落地，既受益于反职场性骚扰的女性权利运动，同时，也是重大历史事件助推的结果，如德里黑公交强奸案。
印度的反职场性骚扰，还是要从一个让人揪心的案件说起。20世纪90年代，拉贾斯坦邦一位受政府聘用的关注社区发展的女性社工，在制止一起童婚案时被残忍轮奸，这让印度女权组织非常愤怒。
女权运动者卡普尔（Naina Kapur）和她的组织萨克仕（Sakshi）联合其他妇女保护组织及社会人士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了公益诉讼，要求对职场性骚扰进行专门立法。在此之前，印度立法中从未有对职场性骚扰的定义，处罚只能依据《刑法典》中的强奸罪、猥亵妇女罪或侮辱妇女罪来惩罚。
最让妇女权利保护组织头疼的是，社会层面也尚未对职场性骚扰有基本意识。
印度最高法院受理了这个公益诉讼后，当时的大法官沃玛（J.S. Verma）做出了一个历史性判决（Vishaka and Ors. v State of Rajasthan）。该判决首先对职场性骚扰做出了界定，就如何预防和应对职场性骚扰制定了指南，简称维“维沙卡指南”（Vishaka Guidelines）。
最高法院的指南具有指导性，在社会意识提升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不具有强制执行性。因此，女性权利运动者继续推动印度议会的立法确认。但反性骚扰立法在此后多年都没能被议会通过。
2012年的德里黑公交强奸案改写了印度女性权利保护的历史，这个案件让女性问题从女权运动变成了全社会的关注。大多数悬置的立法，包括职场性骚扰和对女性被泼硫酸等问题都得到了议会的立法通过。
2013年印度议会通过了《针对女性的职场性骚扰（预防、禁止与救济）法》，将《维沙卡指南》的主要内容上升为立法，里面明确定义了五类职场性骚扰行为：
（来自金德尔全球大学“性别敏感暨反性骚扰委员会办公室”新学期发给全校师生的有关性骚扰类型的提示邮件）
该法第4条还规定，10人以上的用人单位应该成立性骚扰内部投诉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至少包括以下几人：由高级别管理或领导职位的女性担任主席，还包括两位普通职员作为委员，以及一位关注女性权利或反性骚扰的民间组织代表。这些委员最好具有法律或社工背景，女性更好。所有委员中，至少有一半成员是女性。该法还规定，不遵守这一规定的用人单位，首次违法，处罚5万卢比，再次违法，处罚加重。
大学肯定是10人以上的用人单位，因此要成立“性骚扰内部投诉委员会”。
不仅如此，作为印度大学主管机构的大学拨款委员会还于2013年下发了《校园开展女性安全与性别意识项目的萨卡沙姆措施》，要求大学里的雇员强制性接受性别意识培训。而且大学也要给学生开展性别意识课、讲座或其他培训，最好在新生入学时就开展。
我所在的金德尔全球大学（简称“金大”），师生更加多元，不仅包括印度不同信仰和不同阶层的人群，还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老师。因此，大学对性骚扰问题格外敏感，不仅执行政府强制性政策条款，也执行建议性措施。
金大已经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
因为校园LGBT讨论和活动很活跃，因此，所有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同性之间的性骚扰。
（来自金德尔全球大学“性别敏感暨反性骚扰委员会办公室”新学期发给全校师生的有关性骚扰处罚的提示邮件）
在这样一个处境下，老师与老师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都需要绷紧反性骚扰的弦儿。在办公室与学生见面，不论是否为异性，老师们都要将门打开，窗帘拉起，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学校的要求没有如此具体，但大多数老师，尤其在海外有留学或工作经历的，都会比较注意。
老师们一起吃饭时也会讨论反性骚扰话题，认为这不仅保护学生，也保护无辜的老师。吃饭时，一位80多岁曾在美国知名大学任教的老师曾分享了一个他们大学的故事。当时有个学生一门功课没通过，她到老师办公室，老师在与她见面时没有打开办公室的门，结果当老师拒绝为那个学生改分数时，那个学生突然抱住了老师，后又说老师对她性骚扰，导致老师很被动。
所以，大多数老师都很重视与学生见面时场所的透明性，这既有利于政策的执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就连校长办公室，开会时也都是窗帘拉起。除了见面时创造透明空间和行为得体，在与其他老师和学生的书面或口头沟通中，大家也要尽量避免不得体或可能被误解的语言、行为。
大学是人的集合，发生性骚扰的风险相对较大，因此，应该对性骚扰问题格外重视。印度大学已经建立起一套从预防到举报投诉处理的制度流程，这既有利于大大减少因为缺乏意识而引发的校园性骚扰问题，也有利于及时妥善处理在校园内部发生的非刑事类性骚扰事件（刑事类要及时走司法程序），以避免发酵成重大舆论事件。
（作者为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 高级顾问、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创始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