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国家战争纪念馆里，二战展厅入口处放着一面旭日旗作为脚垫。

2013年，改为投影，凡是进入参观的游客必定要踩着“日本军旗”过去，可见澳大利亚对日本的痛恨非同一般，十分记仇了。

日本外务省多次抗议澳大利亚的“侮辱”行为，甚至安倍晋三也提出了抗议，但澳方置之不理。

日本人跳脚就跳脚好了，自己干过什么自己心里没数？装什么纯。踩一下怎么了？日本人配讲什么素质？

澳大利亚国家战争纪念馆，还有一点也让日本人受不了。通常，各国的这类纪念馆都会传递一种观念--“永不再战”。

但澳大利亚可没有这样的“高度”，它不仅不体现“永不再战”，而且还接受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等军火商的赞助。

2023年2月14日，英国《卫报》发文批评澳大利亚的战争纪念馆与“永不再战”理念背道而驰，澳大利亚也没有搭理。

《卫报》为什么会注意这些事情？最好去问问日本外务省给了多少稿费。

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在中国之外，还有很多国家也是受害者。

即便是远离大陆的澳大利亚，也没有能逃过日军的荼毒。

1942年2月19日，日军对达尔文港发动了毁灭性空袭，造成上千名澳大利亚军民遇难。

日本海军飞行员渊田美津雄还嚣张地说，这是“大锤砸鸡蛋” 。

两周后，日军对布鲁姆发动空袭，造成88人死亡。

随后几个月，汤斯维尔、凯瑟琳、温德姆、德比和黑德兰港等澳北地区连续受到日军空袭。

悉尼和纽卡斯尔在1942年5月和6月遭日军潜艇攻击。

直到美军赶到，澳大利亚局势才缓和下来。

日本在东南亚开战的三个月内，有22376名澳大利亚军人（21649名士兵和护士、354名海军、373名空军）成为战俘 。

在新不列颠、安汶、新加坡、帝汶和爪哇被俘的澳大利亚人，有超过8000人被日本人杀害或虐死。

对澳大利亚人刺激最大的就是这张照片。

1943年10月24日下午3点，在新几内亚被日军俘虏的澳大利亚陆军中士伦纳德·西夫利特在艾塔佩海滩，被日军斩首。

挥刀日本军官下令让一名士兵在现场为他拍照。

1944年4月，美军在一具日军尸体上发现了这些照片，这也是唯一一张澳大利亚战俘被日军虐杀的照片。

当这张照片被刊登在了澳大利亚的报纸上后，这个人口只有700多万的国家，竟有100多万人要求上战场消灭日本鬼子。

该照片现收藏于澳大利亚国家战争纪念馆，参观者看了无不感到震惊。

难道在某些人眼中，澳大利亚组织中学生参观纪念馆，看看日本人的罪行，这也是“仇恨教育”？

战后，日本人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才被大量发现。

它们用砍头、活埋、挖心的手段屠杀战俘，受害者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

甚至还有日本食人事件--

1945年2月23日至3月25日期间，驻守父岛的日军杀害了八名美国海军飞行员战俘，并肢解、烹食了其中五具尸体，用来“鼓舞士气”。

父岛离东京约980公里，是小笠原群岛主岛，早在1921年，日军就在父岛建设炮台。

与东南亚其它岛屿上粮草断绝、饿殍遍野的日军不同，父岛和日本本土的运输线一直保持畅通状态，它也不在美军跳岛战术路径之上。

该岛守军不仅粮食充足，还能得到蔬菜、肉类，甚至清酒。

但驻军司令立花芳夫中将等人却想吃人肉，将战俘当成“下酒菜”。

9月3日，立花芳夫向美军投降，但隐瞒了日军吃人肉的罪行。

1946年1月，日本少佐堀江芳孝在审讯中交代了食人行为，美军这才展开了对失踪飞行员的全调查。

1946年8月5日，战犯审判开庭。

但法官们却在《日内瓦公约》找不到如何惩罚食人的条款，国际法当中也没有将食人作为战争罪行的先例。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暴行之残忍程度超出人类设定的战争罪行。

25名日军被告，还以粮食短缺作为吃人肉的理由，但法庭以日军洞穴中找到的大量食材和清酒反驳了它们的理由。

最终立花芳夫等五名主犯被判死刑。宣判时，扒光了他们的衣服，只剩一条兜裆布，以示羞辱。

日军对其它盟军战俘的虐杀手段也是极为残忍。

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坤甸、泗水、巴厘巴板等地，日军疯狂屠杀华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盟军战俘。

日本潜艇击沉荷兰商船后，把船员和护士集中潜艇甲板上射杀，剩下的人用绳子绑在甲板上跟着潜艇下潜，以此取乐。

1971年裕仁天皇访问荷兰时，其座车被荷兰人泼粪泼尿，挡风玻璃被砸碎，裕仁种下的“友谊之杉”被荷兰人砍倒，根部洒上浓盐酸。

荷兰人这么恨日本人，还有慰安妇的问题。

柏西·科维纳斯女士（左二的小女孩），她生于1938年。她的父亲是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牧师，随军驻扎在印尼爪哇岛。

1942年，日本兵抓走了她的家人。她的父亲被关进了万隆日军战俘营。

母亲、姐姐和她被送到爪哇岛战俘家属集中营。当时，她才4岁。

荷兰人统计，当时共有4.2万名荷兰军人被俘，近10万名家属被关押在集中营。

日本兵每天从集中营的女眷当中带走50名白人妇女，进行轮奸，每次还要换人。

有一次，日本兵要带走两名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她们吓得跪在地上哭。

两位“阿姨”主动站了出来，要求替换她们。

科维纳斯女士回忆，第二天，一名“阿姨”回来后，眼眶淤青，脸被打肿，身上的衣裙被撕破，手臂、腿上全是伤痕，精神崩溃……

另一位“阿姨”却再也没有回来，日本人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人敢问。

后来，她才知道，失踪的“阿姨”成了慰安妇，送给各地日军享用。

而无耻的日本人却说她们是“主动”要当慰安妇的。

她的母亲也曾当着她的面被日本兵糟蹋过，这些童年阴影伴随着她的一生。

令科维纳斯女士感到愤慨的是，当这些二战老人陆续去世后，现在的荷兰人似乎忘了这一切。

她说，“日本人在二战时对战俘及其家属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我不能再保持沉默，这段历史要让全世界的民众都知道。”

西方人的历史记忆为什么被一点点抹去？

举个例子，2021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拉姆塞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将“慰安妇”受害者称为“自愿卖淫女”。

他就是日本外务省资助的学者，为了点津贴，不惜出卖良知，为日军罪行洗白。

这种被收买，对历史信口雌黄的学者在西方还大有人在。

而西方政客，尤其是美国，为了当下的“美日同盟”需要，也对日本人的篡改历史行为睁一眼，闭一眼，甚至纵容日本人将自己打扮成原子弹“受害人”

澳大利亚还是挺执着的。

荷兰裔澳大利亚人奥赫恩（Jan Ruff-O'Herne）。就是当年的白人“慰安妇”之一，澳大利亚媒体也愿意为她发声，控诉日本。她一直跟日本人斗争到了2019年（96岁）

去年，澳大利亚拍摄了电视剧《深入北方的小路》，取材于同名小说。

小说讲述澳大利亚医生多里戈·埃文斯在二战中成了日军的俘虏。

他每天要在战俘营被迫帮助日本人挑选规定人数（有劳动能力者），去修建泰缅铁路。

在这条“死亡铁路”的修建过程中，每天都有澳大利亚战俘因为殴打、饥饿、热带疾病而死去。

如果不是像埃文斯这样的一百多名医生在暗中救治伤员，澳大利亚战俘死亡人数将远不止8000多人。

小说作者理查德·弗兰纳根的父亲是日军战俘营中的第335号战俘。

当年在日军投降后，澳大利亚还拒绝接受投降，澳军用极端手段报复了日军战俘，甚至动用了火焰喷射器。

但即便是这样，也抵偿不了日本人对世界所犯下罪行之万一。

而日本人却在不停地歪曲历史，颠覆历史，篡改历史，毫无忏悔之意。

所以澳大利亚人将日本旭日旗放在战争纪念馆门口踩踏，有什么不对吗？

相比之下，我们还是太文明了，澳大利亚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