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话剧史，一定会追根溯源到20世纪初的文明戏。所谓文明戏就是话剧最初的演剧形态。尽管对文明戏的称呼历史上有各种变异，但作为中国话剧的最早形态这一点，是学术界公认的。那么如何来看待和研究文明戏呢？从目前的中国话剧史研究看，研究文明戏的成果并不多。一方面是材料零散，散落在以往各种小报以及期刊上，如果研究者没有一定的耐心和相关的戏剧知识，是难以将它们拼成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的。另一方面也跟文学欣赏习惯有关，对文明戏的评价，如果从高雅艺术的阅读欣赏角度看，总觉得大多数作品是极其粗俗粗糙的，艺术上谈不上有趣有味，一些研究者会觉得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在这些粗俗不堪的东西上，还不如关注一些话剧史上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不仅有价值，而且阅读材料时也不感到枯燥无味。或许是因为上述原因，久而久之，对文明戏的研究就淡下去了，很少有人愿意去碰这方面的材料，甚至于研究话剧史的，竟也将这一方面的研究淡忘了。但从中国话剧史研究的发生学角度看，无论如何文明戏是重要的，并且是应该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的一个现代戏剧的源头问题。也正是从这一角度讲，李歆的专著《早期话剧在都市公共空间的商演与传播：上海游艺场中的文明戏研究（1919—1949）》是最近这些年，早期中国话剧史研究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最新收获。

《早期话剧在都市公共空间的商演与传播：上海游艺场中的文明戏研究1919—1949）》，李 歆 赵 骥 著，朝华出版社2024年出版

这部专著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成果，李歆老师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搜集相关材料。以往有关文明戏的演剧材料，搜集起来非常麻烦。各种小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相关机构中，很难有一个整体性的汇集。尽管上海图书馆是近代以来中文报刊资料收藏最多的，但真正要用起来，也是不容易的。好在现在网络技术发达，各种报刊资料数据库及搜寻引擎为文明戏研究提供了搜集材料的便利条件。看得出，李歆在这方面是得益于数据库的支持。即便是这样，从研究的角度讲，也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很多关于文明戏的报道和相关演出信息，都是在一些演出广告和本埠消息之中，零零落落，每天都有一点，长年累月积累起来，数目是不少的。这么多材料，如何从研究视野上予以整合并提炼出问题呢？这方面，目前堪称范式的文明戏研究成果是不多见的，但相关的人文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可能给予戏剧史研究以启发。如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底层社会与民俗的研究，注意到茶馆、报刊、留学生、传教士、新式学堂等对于20世纪现代社会的塑形作用。文学史研究领域，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环境与新兴文学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像摩登风尚与城市文学，像小报、电影与文学，像出版业与文学以及报纸副刊与文学等，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其他像思想史研究上，哈贝马斯对公共空间概念的开掘、本雅明的城市文化研究等，为包括文明戏研究在内的中国话剧史研究提供了学术参照。李歆的研究有着坚实的材料功底，她在图书馆工作多年，曾编选和出版过一些戏剧史方面的资料集。另外，她在诸多材料中，根据自己的戏剧史研究的多年经验，最后将研究的视点落在文明戏与都市之间的互动关系上。这既是她吸收了其他人文领域研究成果的结果，也是她根据话剧史实际情况做出的思考和提炼。而在对文明戏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线索的梳理中，她的研究不像是一般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的论述，习惯于将文明戏与话剧作为一种二元对立关系来处理；相反，她认为文明戏的演剧模式是有价值的，作为早期话剧的演剧形态，新式学堂学生、留学生群体、沪上外国侨民、游艺场的新式娱乐方式等等，熔铸成20世纪新的演剧方式和现代演剧娱乐需求。这种演剧方式和娱乐需求，尽管后来在历史流程中有高低水准的变化，但包括成熟期的中国话剧在内，并没有完全脱离这种演剧模式和娱乐需求，只是它时隐时现、时强时弱地在话剧演剧和传播中保存着。所以，在李歆专著的副标题中，她是把文明戏作为现代话剧的一种内在品质来认识和把握的，而不是视作一个阶段。即便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像洪深、曹禺、夏衍以及左翼戏剧兴起之后，文明戏的演出痕迹也没有彻底消散，而是内化到一些话剧演剧中。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戏剧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有时是相互参照的。像李歆著作中所援引的一些小报对演剧的报道和图片的展示内容，与目前国内文学史研究对小报和通俗文学的研究内容，是有可能互证的，其研究结论也有可能互证。所以，我觉得对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历史的研究，包括戏剧研究，绝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相互启发、相互拓展的。这是李歆新作的学术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