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残缺范式

在古代，圣贤们运用理性建构了知识创新的“素材—方法—理论”逻辑一致性体系。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6世纪，人类的圣贤们运用理性来认识自然和社会，产生了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和古代希腊的哲学与科学，把面向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创新权利从神祇那里夺过来，建立了知识创新的逻辑一致性体系。尽管主导这一进程的只是少数圣贤，却在历史上开辟了知识创新的新天地。观察是人们获取素材的常用方式，思辨则是人们处理素材的直接方法，逻辑理性而不是迷信成为人们建构事物之间关系模式的基本视角。其中，中国先秦的名辩逻辑、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古印度的因明学都是人类古代知识创新范式的例证。

与运用理性相协同，知识传播也呈现出某些范式特征，只是没有形成范式。在没有记录工具前，知识传播依靠人际网络。记录工具的出现及其在有限范围内的运用为记录知识提供了可能，开门授徒让圣贤们的创新知识得以传播。只是知识传播尚未形成体系，教育还只是圣贤们自己的事业，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孔子到荀子，知识传播还局限于身体在场的范围。

没有组织化的知识传播体系，没有通往大众的传播媒介，自然没有知识扩散体系。在与神权和君权的竞争中，知识创新还会被国家或社会视为罪行。

简言之，古代的知识生产范式是残缺的。创新知识的是极少数精英，传播知识的还是极少数精英，没有形成知识传播的社会机制，自然不存在知识在社会层面的扩散。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将古代的知识生产范式称为残缺范式。

（二）完整范式

1543年的两部著作可以被理解为科学革命的起点，也带来了知识生产范式的第二轮革命。第一部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体运行论》，第二部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构造》。哥白尼运用观察技术获得了天体运行的数值型素材，且运用了计算技术处理素材；同样，维萨里运用解剖技术获得了结构化的人体构成素材，且运用了计算技术处理素材。

素材获取技术的变革，带来了素材之于理解和认识的意义和价值的变革，引发了分析技术的变革，分析技术的变革又进一步诉诸素材获取技术的变革。两者之间的互动推动了知识创新，推动了理论变革，确立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素材—方法—理论”逻辑一致性体系，推动了科学革命。

与科学革命相伴随的是，大学成为创新知识的传播空间。创立于859年的卡鲁因大学除了教授《古兰经》诠释学、圣训学、伊斯兰教法、伊斯兰神学、阿拉伯语语法和文学，还教授数学、天文学、医学、哲学和地理等。1088年创办的博洛尼亚大学，除了教授法学，还教授中世纪“七艺”，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教育组织使基于知识专门化的分科学术得到发展。15世纪后，在大学数量快速增加的同时，分科学术模式也迅速扩散，学科数量不断增加。知识传播在大学里形成了完整的“教学—实践—学术”三角的关联一致性体系。

纸媒的发展使书籍和其他印刷品得以大规模生产，知识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大大提升，促进了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此外，纸媒的可及性使得书籍成为知识传播的大众渠道，形成了“观念—潮流—常识”三角的社会一致性体系，打通了知识群体生产知识、教育体系传播知识、媒介体系扩散知识的环路，建构了完整三重范式协同的知识生产范式，可以称之为完整范式。

继承了古代组织特点的知识创新范式在遇到工业革命时出现了堵点，即以个体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不再能有效满足人类对知识创新的诉求。知识精英的知识创新也开始组织化，大学的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革命应运而生。柏林大学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不再只承担知识传播的职责，也使知识生产从自由散漫的小作坊模式转变为以学科建制组织为依托、以学术规范为行动准则、以学术信仰为共同追求的组织化制度化模式。这便是吉本斯所说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模式1），即遵循学科确立的问题、方法、价值、规范、范式，由相对固定的研究团队开展的单一学科研究。

随着知识创新的组织化、知识传播的教育化和知识扩散的社会化，知识生产范式内涵的三重范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交织，其中的部分结构形成了吉本斯的知识生产模式（模式2），即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社会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以非等级性的、异质性与跨学科的、流动的研究团队为特征，更加看重问题解决、成果转化及社会效益，强调知识的情境性和反思性。显然，吉本斯强调的不是完整的知识生产范式。

随着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扩散的国际化，卡拉扬尼斯的模式便出现了，该模式强调知识生产多主体深度融合、优化整合、集成创新等，催生了一系列“超学科”的知识生产组织，打破了从研究到应用的阶段式进程以及研究者与社会之间的固有边界，强调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政治逻辑、人类普遍利益需要的公共逻辑、大学生存发展的竞争逻辑，学科建制呈现出更强的综合性、集成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对知识生产模式的讨论的确抓住了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变化，遗憾的是遗漏了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知识生产范式的第二轮革命来自科学革命，却不限于科学革命，它历经了知识传播的洪堡革命，再到媒介的大众化，直到与新一代人工智能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