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经典开篇。这句话传达的可能不仅是家庭内部关系的复杂性，也可以看作是对人类个体差异的一种深刻洞察。最近，神经科学家在一项关于乐观主义的研究中，发现了类似的规律：乐观主义者在设想未来时，大脑中某个关键区域的活动模式较为相似，而悲观主义者的脑部活动则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一发现为科学界理解大脑中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的区别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探讨乐观主义与健康、社交能力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该研究结果已经于近日在《PNAS》上正式发布。

“我们往往认为，想象未来是一种非常个性化、主观的过程，”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日本神户大学心理学家柳泽邦昭（Kuniya Yanagisawa）表示，“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特别是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大脑处理这类未来事件的方式存在相似性，这或许能够解释我们为何与某些人能更容易产生共鸣。”柳泽的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观念，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乐观主义者是否具备一种共同的、基本的大脑机制，使他们更容易建立和维护社交联系？

乐观主义者的大脑活动模式高度相似。 图片来源：Science Photo Library

在以前的研究中，乐观主义者通常表现出更广泛的社交网络，并且更容易获得同龄人群体的接纳。柳泽想要进一步探讨，“这种社交成功是否仅仅与性格相关，还是说乐观主义者背后有一些共同的神经机制，促使他们在社交场合中更为成功？”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研究团队对参与者的大脑进行了扫描，并通过观察不同人群的脑部活动，揭示了不同情绪对大脑活动的影响。

研究人员采用了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观察参与者的大脑反应，要求他们想象发生在自己或配偶身上的一系列特定事件，这些事件中包含了积极的、中性和消极的情景。研究参与者在任务完成后填写了关于自己乐观或悲观程度的问卷。研究团队进行的两项实验分别包括了37名和50名参与者。

在分析脑部扫描结果时，研究人员特别关注了一个在想象未来事件时非常活跃的大脑区域——内侧前额叶皮层，它位于大脑的前部中部。研究人员通过比较每对参与者的大脑激活模式，并使用统计检验来分析这些模式之间的相似性。结果表明，只有由两名乐观参与者组成的配对才会在大脑活动上表现出相似的模式。如果配对中的一人或两人偏向悲观，那么其大脑活动模式则明显不同。此外，乐观者在情绪积极和消极事件中的脑部活动差异，比悲观者更为显著。

这一研究结果与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不谋而合，尤其是关于“积极”社会特质的发现。一项2022年的脑部扫描研究表明，社交网络中的核心人物，其大脑活动模式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尽管这些核心人物在个性和行为上存在差异，但他们的大脑活动呈现出相同的模式，正如“安娜·卡列尼娜原则”所描述的那样：成功的事物往往有相似之处，而失败的则各有各的不同。

南加州大学的社会神经学家Elisa Baek，将这种现象与“安娜·卡列尼娜原则”相联系，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见解：“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就像‘安娜·卡列尼娜原则’中的成功与失败那样，乐观的人往往共享一种充满希望的心理模型，而悲观的人则因多种不同原因走向相反的心理状态。”综合来看，这些研究表明，与他人保持一致的步调，可能是形成深厚社会联系的基础。

那么，积极的社会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呢？在这项研究中，柳泽和团队讨论了文化差异对这种心理现象的影响。因为“积极”特质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价值，文化偏见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柳泽认为，文化价值观可能推动了这一效应，它们引导人们朝着社会所推崇的特定目标迈进，比如乐观主义或建立广泛的社交网络。因此，文化差异可能使得在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人，展示出相似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此外，本研究中的乐观情绪也可能与其他特质有关，如孤独感和社交网络的中心性。Baek指出：“这些趋同的发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乐观、孤独感和社交网络中心性等概念之间的重叠程度。由于新研究未能控制孤独感或社交网络的地位，我们还无法准确确定这些维度之间的重叠或差异。”

乐观和悲观并非是固守不变的特质。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乐观程度通常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文化环境和个人经历。尤其是在不同的文化中，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发展轨迹也有所不同。然而，乐观主义并非总是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的好事。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心理学家阿莉娅·德维特（Aleea Devitt）认为：“极度乐观可能会使我们忽视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的必要性。在某些情况下，悲观主义可能是一种有用的‘积极’特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为未来做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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